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思朋斯的名字和简历可以从联合国的网站中找到。
2002年4月12日,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又一次来信：“我现在理解了你的观点。这是个好观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我很高兴地期待着有机会在中国和你当面讨论你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思朋斯再次来信：“我现在在伦敦,将于5月27日飞赴北京。我的手机号是美国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适,我们将住在五洲大酒店。”
两天以后,梁言顺又接到思朋斯的电子邮件：“我将于明天到达,但不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适的话,我很高兴和你座谈。”
27日早上,思朋斯的电子邮件再次出现在梁言顺的电脑显示屏上：“虽然飞机晚点,还是终于到达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谈,明天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相见,思朋斯抱憾而归。
一个在学术界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无人介绍,却想与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见面”,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我在认识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初始我有怀疑,但很快便证实这并非耸人听闻。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要经过从不被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梁言顺深知这一点,以勇敢者的无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着郭小川的诗句,“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展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开始了一场追求真理的长跑。而这样的长跑是与飞速奔驰的GDP快速列车比赛,比方向,也比时速。有人几度嘲笑这场比赛是新一出“龟兔比赛”,但梁言顺以勇气和毅力将“比赛”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GDP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GDP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的所在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以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 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 “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 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 ”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 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