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

生：都是秦末起义军领袖。

生：都有远大志向。

师：有什么不同点？提示一下，他们的身份。

生：项羽祖先是大将，他是贵族。另两个都是很小的官，都是平民出身。

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陈涉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让学生找到卜之鬼部分，先疏通字词），对比阅读刘邦，大家可以看到司马迁的狡猾，呵呵，请谁来说说刘邦与陈涉传记的不同？

生：刘邦这里都是很神奇的故事，把刘邦说成是神的儿子，好象有天命的。陈涉这里却告诉了我们所有神奇的事情都是陈涉设计好的。

师：司马迁生活在汉朝，他不敢如实的写刘邦，就在陈涉这里给大家露了露底，我们看着陈涉的故事，可以回过去看刘邦的故事。谁来说说刘邦斩蛇起义里面的猫尿？

生：（大意）他让一个朋友故意迟到，然后编了那个白帝子的故事。

师：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项羽传，大家可以看到项羽传里很干净，没这些个装神弄鬼的事，可知道为什么？

生：他是贵族，是项燕的后代，不装神也能让百姓信服他，刘邦他们是平民，不装神弄鬼，百姓不信服他们。

[原创]关于《道士塔》的讨论

我也说说余秋雨

同学们对余秋雨现象的讨论那么激烈，我也忍不住想说几句。看到挺余派（即支持余秋雨者也）以超过一半的气势压过了反余派，本着同情弱者的原则，我决定站在反余派的一边。

客观地说，余先生文中出现的一些人名地名时间等小错误，我觉得都是可以原谅的。本来余先生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散文家而已——当然，这种学术上的不严谨也决定了余先生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不是一个伟大作家。

我不能接受的是：余先生为了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大面积地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称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如此欺负我们老王家的人，是可忍，敦不可忍？

散文不是小说，虽然也可以运用寓言想象等虚构手段，但涉及到现实生活，尤其是历史事件，就要求真实可信。北京作家王朔说自己不多写散文，是因为自己写惯了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笔野了”，受不了散文真人真事的拘束。一个作家对文体应该有像王朔这种起码的自觉。而余先生却没有。他用小说笔法来写散文，假作真来真亦假，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对王道士的描写是很不慎重的。“刷壁画”、“砸雕塑”这两个支撑着整篇文章的重要情节，对王道士的人格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成功地激起了许多读者对王道士的仇恨和鄙视，而这一切，竟然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之辞！这些活灵活现的“罪证”的罗织，很难让人相信是误听传闻而不是刻意捏造——本来余先生只需举手之劳核查一下历史资料，就可以避免这么低级而致命的错误。余先生因为王道士有盗卖经卷的历史污点（卖的后果对经卷有害还是有益是另一回事），就这么轻率地把所有的污水都往他身上泼，真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对此，可怜的王道士当然不可能作出任何反驳了；而且王道士作为一个孤苦的底层人物，他的族人或后人，不会也不敢反驳像余秋雨这样高地位的文化大师。话语霸权在强者手中，弱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余先生的文章流传极广，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惊人的。我就不止一次听到有读者发出要“打死王道士”的呼声，令人心惊又悲哀。下士杀人用刀剑，上士杀人用笔端，说的真是没错。文字上的轻率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此外，我还很不喜欢《道士塔》一文中流露出来的文人优越感和对农民的鄙视。斯坦因拍的那张照片中的王道士，可谓是笑容满面，憨厚质朴，典型的西方记者笔下“未被消费时代侵蚀的感人的脸”，但在余先生眼里却是“目光呆滞畏畏缩缩”，而且把它扩展为“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平民的脸”，如此断语实在不厚道。余先生对农民的智商和审美观也加以嘲谑，殊不知民俗文化的灿烂和美丽，并不是几篇文人作品便可比得上。余先生一口一个“农民”，真是令人揪心，农民招谁惹谁了，这样受人编排。天才爱因斯坦曾说自己不相信知识分子有比平民更多的道德，伟人和凡人的见解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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