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版高语.潘良炽,刘孔伏.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的几个问题.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气魄宏大,意味隽永,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然而长期以来,对如何正确解读这首词,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歧见纷出。笔者拟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苏轼不识“周郎赤壁”

　　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来看,苏轼分明不识周郎赤壁,仅是人云亦云而已。但宋人朱　《萍洲可谈》则云:“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记尔。”现代一些注者袭用这一说法,或言:“作者知其非真,但为抒怀所以加‘人道是’三字,拿它当真的看”;[1 ]或言:“苏东坡游黄州赤壁,虽然他明明知道这里不是孙曹交兵的地方,但他只要说一句‘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就行了,依然可以大发感慨。”[2 ] 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是不正确的。

　　北宋时,相传为孙曹交兵的赤壁古战场,有汉川、汉阳、黄州、武昌、蒲圻等不同的说法。每一种传说,在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所作的注中,都可以找到一些根据,难以断定孰是孰非。例如黄州赤壁斜对岸的鄂城樊口,在赤壁之战前夕,刘备曾在这里驻军操练,等候周瑜援军的到达。《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云:“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而黄州又确有赤鼻(音同赤壁) ,故有孙曹交兵发生在黄州赤壁之说。因此,苏轼在《东坡志林》赤壁洞穴条下云:“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很显然,苏轼并非明确断言黄州赤壁不是孙曹交兵的地方,而仅仅是对成说持怀疑态度而已。

　　后经学人考证,黄州赤壁确实不是孙曹交兵的地方,因而用“东坡赤壁”以别之。但是, “三国周郎赤壁”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言者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过去出版的不少书籍和历史地图册中,仍然将赤壁之战的发生地,错误地说成是在湖北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直到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蒲圻县西北赤壁境内的长江边,发现了大量三国时期的兵器和矢簇,才使这一历史悬案基本上得到解决。

　　诚然,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的渊博学识当时即已誉满全国。但是,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其限度的,即如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也不可能无所不知。长于此必然短于彼,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历史学方面,苏轼就不太擅长。他戏作贾梁道诗云:“稽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是无孙。而今更恨贾梁道, 不杀公闾杀子元。”司马懿字仲达,司马师字子元。这首诗中将司马懿杀王凌事,就误为了司马师。当然,苏轼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大学者,他也曾自认其短。宋人王钅至《默记》中记载:“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羲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王安石) 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实出陈寿上,不能别成书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甫以此事付言乇轼,轼今以付壮舆也。’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王安石向苏轼提出重修《三国志》的建议,苏轼则以“讨论非所工”为由婉拒。因此,苏轼不识“周郎赤壁”究竟在何处,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后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其冠上“虽然他明明知道这里不是孙曹交兵的地方”的美誉。

　　二、“故垒”考辨

　　从“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来看,显然“故垒”是“赤壁”的方位基准。但这个方位基准“故垒”在何处呢? 历来注释家都未言明,仅解释为:“旧时营垒”。大概有鉴于此,近年出现了三种具体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当年周瑜建功立业的地方, 如今只剩下废旧的营垒”。[3 ]第二种说法是:系指黄州城。[4 ]第三种说法是:系指“黄州附近的邾城即女王城遗址”,“只有发生过激烈战争的邾城故址,才同后面的‘周郎赤壁’配得上”。[5 ]这三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都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笔者已撰文考明,三国赤壁之战发生在今湖北蒲圻市的赤壁镇。[6 ]黄州赤壁分明不是周瑜破曹军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因周瑜当年驻军而“剩下废旧的营垒”。况且“故垒”是方位基准,当为实有其地,苏轼决不可能将方位基准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所以,第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黄州虽然历史悠久,但黄州城却建于北宋以后。《湖北通志》卷二五云:“(南宋高宗) 建炎中知黄州赵令山成 奉诏修城..明洪武元年指挥黄荣移筑今处。”再从方位上来看,赤壁在黄州西北隅,与“西边”不甚相合。因此,第二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邾城遗址, 《水经注》云:“楚王灭邾,徙居于此”; 《晋书·陶侃传》云:“武昌(今鄂城市) 北有邾城”; 《广舆记》云:“(邾城) 城在今治西北十里,俗称女王城。”这座城池遗址至今还在,仍称女王城。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 正月曾游览过女王城遗址,有《东坡前集》卷十二《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寻春,忽记去年是日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诗为证。但是,赤壁在女王城遗址西南,亦与“西边”不甚相合。而且女王城久废名不显,距离赤壁又有十余里之遥,无论如何苏轼也不会这样生拉硬扯地把它作为方位基准。至于女王城与周郎赤壁是否匹配的问题,这并非是作律诗要求对仗工整,完全不能够作为根据。因此,第三种说法亦是不能成立的。

　　要考明“故垒”在何处,首先应该解决这首词是在哪个具体地点创作的问题。这首词名为“赤壁怀古”,大概不少研究者都以为它是苏轼游览赤壁时写的。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也容易导致研究者误入歧途。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 八月,找不出任何佐证来证明苏轼曾在当月游览过赤壁。在作此词之前半个月即七月十六日,苏轼同杨世昌泛舟畅游赤壁,写下了有名的《赤壁赋》。仅隔半个月苏轼又去游览赤壁,这似乎不大可能。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因为游览是一回事,创作诗文又是另一回事。从创作经验来说,若无特殊情况(如要求即景赋诗作文) ,一般都是尽兴游览回来后才把感受体会写成诗文。苏轼有很多诗文都是游览返归后写成的,包括《赤壁赋》在内。苏轼刚到黄州时寄居城东南江边的定惠院,后于元丰四年二月求得黄州城东的50 亩荒地,筑室名“东坡”以居,躬耕陇亩,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五年正月,苏轼又于东坡下得废园,建雪堂,自书匾额曰“东坡雪堂”。显而易见, 《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是苏轼在东坡构思创作写成的。在创作构思之时,苏轼把东坡当做方位基准,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东坡的“西边”正好是赤壁,因此很有可能词中的“故垒”即指东坡。

　　查苏轼《东坡八首诗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6 ] 其第一首诗云:“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据诗序及诗可知,东坡原来是“故营地”,苏轼把它称为“废垒”。因此,毫无疑义, “故垒”确实是指东坡。

　　三、“羽扇纶巾”指谁

　　“羽扇纶巾”指诸葛亮或者周瑜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争论较大。有论者认为:“‘羽扇纶巾’并不是诸葛亮专用的,这里当然也就不一定要讲成是诸葛亮。从‘遥想公瑾当年’到‘樯橹灰飞烟灭’,一气呵成,只写了一个人,就是周瑜,写他风雅闲散,谈笑自若,运筹于帷幄之中,很容易地就挫败了敌人。”[7]此说值得商榷。

　　汉魏无“纶巾”之名,史称“葛巾”。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九云:“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巾合。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著也。”这种情况延续至晋,宋人李日方等奉敕撰《太平御览》卷三三六“国子祭酒”条引《齐职仪》云:“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葛巾”与“羽扇”相连,则是诸葛亮。同书卷七○二“巾类”条引《蜀书》云:“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胡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又“扇类”条引晋人裴启《裴子语林》云:“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陈寿《三国志》中的魏、蜀、吴三书,在宋代以前是各自单独传世的,见《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前引《蜀书》记载,不见于今本《三国志》,说明它是现已亡佚的裴松之注文。这条注文与《裴子语林》记载大致相同,可见它们应该是同出一源。

　　葛巾又称纶巾,大概始于东晋谢安家族。《晋书·谢万传》云:“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谢) 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谢万为谢安弟。《说文》段注云:“纠青丝成绶,是为纶。”前引晋令规定,太学生才戴葛巾。谢万、谢安这类儒将要戴葛巾,当然得改变用料为青丝,别称纶巾,否则就有违制之嫌。谢氏兄弟如此装扮,自然是景仰诸葛亮之大名。

　　诚然不错, “羽扇纶巾”作为一种着装习俗,确实兴起于东汉,最初“并不是诸葛亮专用的”。但经诸葛亮穿戴之后,就逐渐演变成诸葛亮所专有了,成为后世儒将、名士隐逸仿效的对象。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可见诸葛武侯服一直流传下来,对后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博学多才的苏轼,决不会在世人已把“羽扇纶巾”作为诸葛亮的代称之际,又独出心裁地用其去指代“雄姿英发”的周瑜。

　　日本学人中原健二先生不明究里,在其《苏轼与“羽扇纶巾”》[8 ]一文中云:“可知‘纶巾’还是被意识为六朝贵族的服饰。因此, 《念奴娇》的‘羽扇纶巾’用在周瑜和诸葛亮身上哪个更合适,也就不言自明了。周瑜是出身名家的赤壁英雄,又精通音乐,被吴人称作‘周郎’,把‘羽扇纶巾’用作他的行为是正相匹配的。”[9]根据《三国志》记载,周瑜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周异为洛阳令;诸葛亮亦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诸葛王圭为太山郡丞,从父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他们二人家世相埒,怎么会有贵贱之分呢? 中原健二先生在《“羽扇纶巾”之人———周瑜与诸葛亮》一文中又以为,到了明代,诸葛亮又从周瑜那里夺取了“羽扇纶巾”的装束,故写入小说《三国演义》。[9 ]这种说法与三国故事的形成流传情况,可谓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本文来自－我2爱5语2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如果不是，请前往浏览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魏、蜀、吴三国纷争,演绎出了人世间多少传说故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云:“(周) 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这虽然是曹操为赤壁之败找托词,并使离间计,但也从中可见,赤壁之战故事传说不胫而走,当时就流传甚广。据史家研究, 《三国志》裴注多过正文数倍,注引魏、晋人著作多达二百十种,其中不少传闻异词和小说家言。嗣后笔记传奇中,三国故事逐渐丰富。到了唐代,不少诗人都吟咏过三国故事,譬如李商隐《骄儿诗》中有句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诸葛亮,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胡曾等著名诗人都有歌颂诸葛亮的篇什。尤其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此诗中勾画出了手执羽扇,指挥若定的诸葛武侯的鲜明形象。杜牧《赤壁》诗中有句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已经勾勒出诸葛亮借东风,曹操筑铜雀台欲取二乔等故事情节。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有了更详细系统的发展,这为宋代说书艺人“说三分”奠定了基础。

　　宋代专称“说三分”的出现,说明了三国故事在说书艺人中的重要地位。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经“说三分”的传播,三中故事日益深入人心,举国上下妇孺皆知。过去人们认为,蜀汉正统为罗贯中《三国演义》一大特点,事实上这在宋代“说三分”中就早已体现了。在“说三分”之同时,还有人“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之象”。[10 ] 无论是“说三分”,或者是“作影人”(即皮影戏) ,都会涉及故事人物详细明确的穿戴特征。这种穿戴特征的形成,必然是过去漫长时间的日积月累之结果。一旦形成这种穿戴特征,就会铭记在人们心中,世代相传,不易变更。元本《三国志平话》,实际上就是宋元“说三分”艺人的文字记录本。明初罗贯中根据此本,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11 ]加工修改成《三国演义》。这类累积型小说,不可能象中原健二先生认为的那样,到此时诸葛亮又从周瑜那里夺取了“羽扇纶巾”的装束。

　　罗继祖《枫窗三录》卷一“为曹操翻案”条中云:“杜牧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绝,为咏史脍炙人口之作,然持论过苛,且违史实。盖曹操微时为桥玄所知,及操显,玄已死,过玄墓辄忄妻怆,为文以太宰祭之,铜雀台虽建, 肯取其二女乎? 文人寄兴, 往往不切事理如此。”[12 ]罗先生作为史家,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罗先生忽略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古代文人的作品往往会受民间传说故事的影响。在杜牧诗中桥玄已变成了乔玄,曹操筑铜雀台欲取二乔,完全是小说者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咏史诗。前引《东坡志林》记载,说明苏轼受“说三分”的影响很大,熟知三国故事。因此之故,其词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小桥非“小乔”,显然也是小说者言。赤壁之战时,周瑜三十四岁,已经不年青了,早已结婚,何来“小乔初嫁了”? 可见“说三分”和《三国演义》一样,把周瑜描写成年轻英俊,比“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小许多。事实上,当时诸葛亮才二十八岁,比周瑜年轻六岁。

　　从写作艺术的角度看,“羽扇纶巾”也应该系指诸葛亮。诸葛亮在魏、蜀、吴三分割据的决策中,表现出卓绝的才能,好象鸾凤高翔,独步云霄。他的谋略与伊尹、吕尚等古代名臣不相上下,而出于萧何、曹参之上。在曹操率大军威逼东吴,东吴群臣大多主张投降之际,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为赤壁之战击退曹军提供了前提条件。周瑜亦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13 ] 不仅精于战阵韬略,而且风流倜傥,还精通音律。这样一位杰出的儒将,只有与诸葛亮在一起谈笑退敌,方能映衬其风雅闲散、举重若轻的英武气概。况且,周瑜“谈笑”必须有对象,而东吴将士对曹军均怀畏惧之心,不可能与决心拒曹的周瑜共语。如果“羽扇纶巾”系指周瑜,岂不成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何能“谈笑”? 因此, “羽扇纶巾”只能是指诸葛亮。这样理解苏轼的词意,丝毫也不会影响对周瑜的描写,而正因为有了诸葛亮的衬托,周瑜的艺术形象才显得更丰满、更高大。这种加进场景的描写,使词句富有立体感,生气盎然,达到妙笔生花的效果,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从史籍记载、三国故事形成流传情况、诗词艺术创作等角度来看, “羽扇纶巾”都是指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