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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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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得严重了一点。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写得实在非常的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我很喜欢宋儒的诗：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说得更实在的是：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许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选自《语文学习》1995年第11期）
二、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黄科安）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我以为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
……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
在此，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活着”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和转化的生动形式。《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场，鬼神之灵的实际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义。因此，冯友兰指出：“儒家对于祭祀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个现世品格就是对生老病死的通脱旷达态度。在儒家先哲看来，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觉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讲的即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的可以无所为甚至不屑一顾。汪曾祺写的《对口》《疟疾》《牙疼》等“旧病杂忆”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对待疾病的通脱态度。他在小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有“莲子盅”大，医生施行手术，他父亲给他嘴里“衔”一颗蜜枣，惹得医生对他父亲直夸：“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这种病甚为厉害，但汪曾祺却引杜牧诗云：“忍过事则喜”，倡导对疟疾只有忍之一法。对患牙病，他也是抱着这样通脱的态度。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医，恰巧不在，乐得“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牛肉馆，美美吃它一顿，从他描述这些对待疾病的经验看，他的确是一个苦乐随缘、安时处顺的人。他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牙疼》）真是个没治的乐天派。
《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祈难老》，汪曾祺从太原晋祠的“难老泉”说起，认为“难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说“不老”，而说“难老”。所谓难老，乃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从容一点，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那样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脱的。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知得“天命”，乃是对世间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对于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选自《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有删节）
三、说说《胡同文化》 （谢昌咏）
为文作序，历来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记叙为主，或以议论为主，或以说明为主。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总体说来，是篇以说明为主的序言。但读后你会感到，在平实的说明文字中，似乎飘忽着一缕情思，沉淀着某种哲理。
《胡同文化》是作家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写的序言。但作家并未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落笔。作家既不说明光与影的交汇和谐，也不论及构思、线条、色彩的运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现的对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后直扑全文主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胡同，大概应该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离闹市区的近又似乎远，胡同与四合院的连成一体……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这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
胡同是物质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飞动，文字也随之活灵活现。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便跃然纸上。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为一种传统的心理定势和道德规范，中国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数，而北京人尤为突出。因为北京这地方，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统思想自然更为浓重，以至于使北京城像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见棱见角。这种方正观念，不但影响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闭的胡同文化。
毫无疑问，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的东西自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地存在，都会永远发展。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随感录•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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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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