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代之基

北京历史悠久，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考证和论述，北京的建城，可以从武王伐纣后分封诸侯国算起，北京附近的蓟、燕已初步具备城市功能，以之作为北京建城之始，今年恰为3055年。而北京建都的历史则应追溯到金中都，甚至更早一些，《燕都丛考》就说：“北京建都，实始于辽”，至今也近860年了。历史学界普遍认为，金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反映出中国历史上都城从东向西、从南到北的转移变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变化，其根本上反映的是民族文化融合的需要。元大都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这是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建城市，它完全按照中国封建传统建筑理论设计和建造，布局规整，前朝后市，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按照预先整体规划平地兴建的新城，为今日北京奠定了基础。明清以后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

北京形胜雄奇，依详述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宸垣识略》的描画：“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这真是高屋建瓴并放眼神州的宏论，几乎把中华大地的名山胜水都作为拱卫北京的风水吉壤了。于是有范镇之赋幽州的赞辞：“虎踞龙盘，形势雄伟。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宸垣识略》的作者吴长元还指出：“京师形胜，以堪舆家论之：玉河之水，当直出会南海子，从天地坛前转东入潞河，方为自然，崇文门外闸河宜塞之，庶几左臂不断，此乃帝王建都万代之计也。”你看，只在城内御河流向上稍做调整，就能稳固帝王霸业的万代之基，可见北京在近千年间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非偶然。

元至元年间新建的大都城，以皇宫为中心，外由皇城拱卫，专置衙署，不住居民，皇城外拓延，兴建坛庙牌楼、商铺作坊、居民住宅，讲究方正规整，街巷横平竖直，《宸垣识略》明载：“街制：自南以至北谓之经，自东以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城方六十里，分开十一门，成为13~14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明洪武初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将11座城门改为9门；永乐年间从南京迁都北京，重修宫殿城垣，新拓北京南城；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面积超过内城一半多的外城，至此真正成就了明清两代北京皇城帝都的规模。

元代大都城南面三座城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明正统年间重新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并把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文明门改名为崇文门，顺承门改名为宣武门，从那以后，名称一直沿用到城门彻底消失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有清建国，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为门九”，除了把皇城正南门的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其他内外城门名称都未变，只是各城门额，一律并书满汉文，入于民国后，再以汉文名额易之。

崇外与宣南

据《顺天府志》记载：“明代以前，三门外为南城，故内城只分中、东、西、北四城。我朝规制，内外城各分五城。”这里说的三门即正阳门和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五城即东、南、西、北和中城。入于清朝，北京的内城最初由八旗分占，正黄旗居德胜门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第旗制上三下五，故自北而南；地志前朝后市，应自南而北。”

因为两黄旗由皇帝亲将，正白旗的旗主是摄政王多尔衮，所以属于上三旗，它们居于内城北面和东面，导致清初京城地面“北面繁盛，南面较荒僻”。以后旗汉混居，内城合共外城，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北京才逐渐形成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格局。说起来，西城的王府和大宅好像明显多一些，值得比之为“西贵”；东城商业较发达，富商巨贾聚拢，以后又有了东安市场和外国人开的洋行等，确实当得起“东富”；南城内外本就多普通市民，入清后内城居民被迁徙到外城，流离困顿沦落为城市贫民，自然而然称“南贫”；北城则因不少太监集中居住在地安门附近，虽然都是有头有脸的太监才能在宫外置宅，但身份还是下贱，且递解流放的犯官贼盗，一律都从北面的德胜门押送出京，就难免“北贱”了。《燕都丛考》记清代中后期的情形：“戏馆、酒楼、妓所之属，多在南城一带。内城不准设立戏园，故俗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谣。”《京尘杂录》则专门记录了帝都各城区特色的情况为：“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民阶层和经济生活分布的特色。

《燕都丛考》说：“当时汉人之宦京师者，多旅居宣武门外，崇文门外则为商人荟萃之所，故俗又有‘东贵西富’之谚。”此记不知是否有笔误，崇文与宣武相邻，崇文在东，“商人荟萃”，宣武在西，“仕宦所居”，正该是“东富西贵”才对。北京的崇文门和宣武门内外，汇聚了最多的会馆、作坊，有琉璃厂为代表的文化市街，有大栅栏为代表的商业繁盛区，有天桥把式和厂甸庙会为代表的民俗场所，有花市大街为代表的特色手工业区，被京城百姓和京外仕宦呼之为“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南”地区，成为体现北京民俗风习和庶民文化最鲜明最浓郁的所在。

宣南文化自清代形成，2008年举行的第七届宣南文化节这样定义宣南文化：以北京建城建都起源地、明清时代的京师宣南地域为生长土壤，以琉璃厂、天桥、大栅栏为代表，以民情、市情、乡情为纽带，表现为北京市民和各地游子的都市生活方式，见证北京城发展、凝结北京人智慧的京味文化。

崇文门和宣武门是南城的两座城门，修建的时间、规制及命名、改名的年代都相同，这里只简单介绍崇文门。其在元代名文明门，到明正统元年时，重建城楼，还增建瓮城、箭楼、闸楼，规格与形制，同内城正南门正阳门的城楼、瓮城、箭楼都相似，但规模稍矮小一些。正统四年竣工，取《左传·昭公十二年》“崇文德也”之典，以示“尊重文治，文教宜尊”，从此改称崇文门。在清代被旗人以满语语音俗称为哈达门或哈德门或海岱门等，它在9个城门的职司中专设税关。《顺天府志》记为：“崇文门外大街，俗称哈达门大街，跨护城河有桥，曰崇文门桥。桥东，崇文门税务署在焉。”那时运来京城的所有货物都从崇文门征税入城，所以崇文门监督是个肥得流油的美差，几乎可以日进斗金，因此总是简派王公亲贵大臣担任。《查浦诗钞杂咏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按《燕都丛考》记述：“崇文门税关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裁撤。”崇文门外则多短街窄巷，平民住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居民仍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车夫、捡破烂等劳动者为主，东花市一带多小手工业作坊，其中玉器、绢花、料器等手工艺品为京城一大特色。此种状况，确可为“南贫北贱”之“南贫”作一注脚。

会馆与胡同

会馆是中国特有的事物，以北京最多最兴盛，乃至于衍生出一种京味十足的会馆文化。因为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70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贸、消费和经济活动最繁盛的地方，所以各省、府、市、县都在京城修建了不同层级的会馆，据不完全统计，一直到民国时期，在北京陆续兴建的会馆至少有500多个。这些会馆又因主要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专为接待进京赶考举子的会馆叫试馆，主要为富商巨贾经济活动服务的会馆称商馆，为在京和进京官员营谋官事的会馆名仕馆。但不管如何区分，会馆从总体上讲，是各地方居京、旅京官商士绅的招待所、联谊会和俱乐部，延续到今天，在北京还有由各省市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开办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

老北京的会馆多集中在宣南（宣武门南）和崇外（崇文门外）地区。这虽是明代嘉靖年间新开辟的外城部分，但原本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四周交通方便，适宜往来联络，又邻近崇文门税关，所以成为兴建会馆的首选之地。据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对全市会馆的调查统计，在原宣武区地界兴建的会馆有365所之多，在原崇文区地界兴建的会馆也有154所。

北京的城市肌理由胡同和四合院组成。按照明代创设清朝沿用的规制，北京全城分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这种城市社会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层层辖制的组织形式，表现出中华民族周详缜密的创造力。千百年来基本延续至今，如城市分区县，区县下设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办事处又统辖多少个居委会。此类的户籍制度，还是传承传统格局。

老北京地理、民俗和市井风貌具有深厚内涵的代表是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名起自元代，有人考证胡同的说法来自于蒙古语。对胡同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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