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苦心孤诣的著述

从东汉永平元年（58）起，班固在安陵开始撰写《汉书》。他按照父亲的遗则，首先是端正全书的体例。在总体上，把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的写法，变通到断代史上来。在分体上，扬长避短，领异创新，继承了司马迁“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项分体中的“纪、表、列传”三项，取消了一项，改变了一项。取消的一项是“世家”，因为此项的主要对象是诸侯王公传国袭世的家族，而在汉代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这些家族有的被分割，有的被罢黜，有的被废除，几乎没有始终完整的世代和领地，所以《汉书》把它并入到了“列传”之中。改变的一项是“书”，改“书”为“志”，如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封禅书”改为“郊祀志” 等，使其概念更加准确。其次是对篇目的设置多有创新，如第一次创立了“地理志”、“刑法志”、“艺文志”、“食货志”等等。经过这样精心设计的《汉书》，分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共计一百篇。

到了永平五年（62），已经是班固在安陵撰写《汉书》的第五个年头。当他按照设定的体例正在潜精研思、伏案写作之时，意外的打击却突然降临。有人向皇帝诬告，说班固在安陵私改国史。皇帝遂下诏将他关进京兆（长安）牢狱，并抄没了他的全部家藏图书资料。这一飞来横祸，急坏了他的弟弟班超。班超知道此前同郡有人因讲图谶之事，已被下狱致死，深恐其兄不能在威势面前辨清缘由，于是便快马加鞭赶赴洛阳，诣阙上书。几经周折，终于得到汉明帝召见。明帝听了班超的讲述，又看了刚刚解送到京的《汉书》书稿，感动得连连称奇，遂下诏调班固至京任兰台令史，不久又迁为典校秘书，鼓励他继续撰写《汉书》。据《后汉书》记载： “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在洛阳任职后，专心著述，鲜为朝廷建功，故而一直是个郎官，可谓才高职微。于是，便有人讽刺他是不识时务，枉读经书，“独舒意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潜神默记，亘以年岁。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⑦尽管他的才思如波涛汹涌，文学如春华繁布，对当世又有何用？为此，班固写了一篇《答宾戏》的设论，以主宾对话的形式给予回答。他写道：“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窈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日月也。”他批评那些“据侥称邪，求一日之富贵”的人，称他们“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坚持自己“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的箴言。他认为音乐家伯牙、师旷，巧匠鲁班，医学家医和、扁鹊，计算家计然、桑弘羊等，都是以他们的专长对社会做出贡献，慨叹自己如果能步入他们的行列，就是天大的满足。

可以这样认为，《答宾戏》是《幽通赋》的继续，同属砺志、明志之作。不同的只是，《幽通赋》乃班固在安陵居丧无援、进退维谷时发出的继承先考遗业的誓词，而《答宾戏》则是在京都冠盖如云、利禄缤纷的包围中坚持修史志向的宣言。两篇文章，异曲同工，不仅都是班固完成《汉书》巨著的精神动力，也为后世有志攀登学术高峰的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所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巨著《汉书》，使他终于与史马迁齐名，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宗师。

综上所述，安陵不但是班固的出生地、成长地，也是成就他的史学和文学事业的摇篮。后人为了纪念班固的历史功绩，在故乡为他重修了班府宅第，建立了苑园。这里的群众中，至今还保留着金代皇统年间所立的“西域风情苑”和清代康熙年间所立的“班氏故园”两块题名碑。在村民家中，还收藏有古人绘制的“班府”布局图，而图中的“汉书楼”标示最为突出。另外，安陵陵邑所在地的白庙村有一片被传为是班固故居的土地，耕作层下覆压着丰厚的汉代遗物；长期以来，该村村民对之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当地政府对历史文化的不断重视和专业部门的有力参与，留存于这里的班固及班氏家族的遗物，一定会更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会为咸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充实新的内容、增添新的光彩。

注释：

① 见《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08页。

②《文选·幽通赋》，［梁］萧统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③《后汉书·班梁列传》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1页。

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注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95页。

⑤《汉书·叙传》，同①，第4271页。

⑥ 光武帝时，伏波将军马援从交趾带回一车薏苡米，作为种籽。此米粒大晶莹，被人诬告为一车明珠文犀。时任云阳令的平陵人朱勃等，上书辨解，遂被罢归田里。

⑦ 此条及以下引文，均见《文选·答宾戏》，同②，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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