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 “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