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之比較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它是遠古至漢武帝時代的「通史」，也開創了新的史著寫作手法，以「人」為中心。而《漢書》是繼《史記》以後的另一部重要史著，在東漢成書，開創了「斷代史」體裁的先河。《史記》與《漢書》世並稱「史漢」，兩者皆對後句影響深遠。

  司馬遷父親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視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司馬談雖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然而他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封禪大典，因而「發憤而卒」。他死前將遺志囑託兒子司馬遷說︰「今一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由此可見司馬遷及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另一方面，班彪為《史記》著作《後傳》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對金親的《後傳》「所續前史未詳」、「所撰未盡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決心以西漢為斷限，著作《漢書》。可見司馬遷與班固撰述的動機皆為繼承父業。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漢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主上明聖而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見史馬遷撰《史記》，亦有頌揚大漢盛德之意。而班固先世班婕妤漢武帝的官女，與漢王室略有關係，使班氏世代受到重用。因此班固著《漢書》亦有意從家思想和道統著眼，宣揚漢朝威德。《漢書敘傳》說︰「唯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就明顯指出要為漢朝歌功頌德的心意。由此可見，司馬遷與班固撰述的動機皆是為了歌頌漢朝的功德。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於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為下限，撰寫《史記》。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杰》的性質。雖然他在《太史公自序》的後段讚揚漢武帝，但從他對《春秋》的紹述，表明當世昇平後的「不道」，這才是司馬著述《史記》的真正意圖。但班固則認為《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於是決心超越《史記》，包羅武帝以後的歷史。可見司馬遷是為了繼承《春秋》而撰述《史記》，而班固則是為了續作《史記》及武帝以後的歷史而撰述「漢書」。再者，司馬遷抱負甚大，認為史官職責重要，身為史官有責任後世萬代史家著想，又感到自秦火及項羽焚咸陽後，圖籍散佚。至漢興，搜求遺書，資料大集，若身為史官而不加纂述，則後人欲事此項工作，更感困難，故雜採邵書而著《史記》。但班固認為《史記》以通史形式寫作歷史，是將漢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貶低了「漢紹堯運」的功業。因此他的《漢書》與續作《史記》者不同，是以漢高祖為首的。由此可見，司馬遷潠述《史記》是為了盡史官之職責，而班固則因為不滿《史記》的形式而撰述《漢書》。

  《史記》為紀傳體通史，共一百三篇，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大類；其史「本紀」、「世家」、「列傳」都是「傳」的性質，只是所述人物的社會地位不同而已。而《漢書》的例，多繼承《史記》而來，全書為紀、志、表和列傳四類。《史記》的「本紀」是以朝代或帝王為主，按年月記一國之大事，詳述帝王之興廢為全書的總綱，是以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共有十二本紀。此外，「世家」是專記諸侯世系活動的，也是以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史遷立「世家」的標準，不在年代之久與論封地之大小，而是在乎有功或德於天下。然而，《漢書》稱「紀」不稱「本紀」，共十二篇，「紀」是專記皇帝事跡。班固的標準是只有帝皇才可以立紀，因而楚漢相爭時期的項羽及西漢以後的王莽，僅置於「列傳」。另一方面，《史記》與《漢書》的「列傳」均有七十篇，《史記》的「列傳」是記載帝王外的各類歷史人物，不限官僚士大夫等是遍及社會各階層人物，不論其或善或惡，只要對歷史有好或有壞的影響者皆將之寫入「列傳」。而《漢書》的「列傳」主要西漢人物的傳記，《漢書》並無「世家」，因而將《史記》中的漢初諸侯王事跡放入列傳。此外，在稱謂上，班固不滿史遷並無劃一，故《漢書》一律以人物名稱為傳目，刪去一切封號、名位和俗稱而且改變了《史記》雜列外族傳於大臣傳之間的情況，將《匈奴傳》、《西域傳》等列於諸大臣傳後，另外，為表示不齒於王莽篡漢，更將《王莽傳》列於卷末。《史記》的「表」是把重要的歷史大事或歷史人物，按年代或時期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來，目的在指示史實的體年代，以簡馭繁，便於查察，且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可算是《史記》的附錄，其體例實源於古代之譜牒。《史記》共有十個「表」。而《漢書》中「表」的名目是班固所定，內容則為班昭所作，只有八篇。前六篇分別譜列王侯世系，與《史記》相若。新創設的有《百官公卿表》，記錄了秦漢的官制和漢代公卿的任免情況，另有《古今人表》盡列漢代以前的歷史人物，是以儒家標準加以品評。此外，《史記的「書」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史記》共有八書。八書之作，目的在補紀傳之弊，因紀傳人為綱，割裂了社會文化制度一系列的發展全貌。而《漢書》的「志」，演變有《史記》的「書」，但「志」比「書」更有系統。《漢書》的「志」共分十篇，新創的有《地理》、《五行》、《刑法》和《藝文》。大玫記述從古代的制度，經濟發展及文化概況。班固改「書」為「志」的原因是避免與《漢書》的名稱衝突。

班固撰《漢書》例雖沿《史記》為紀傳體，但亦有所分別，即《史記》是通史之祖，《漢書》則為斷代史之初祖。《史記》是成一家之言的獨創性著作，書中敢於批評帝王權貴，凡愛國愛民，品質高尚，立功立德者，不論其身分高低，均予以肯定的評價。但《漢書》有受詔而作的成份，班固站在儒家正統思想立場上，為東漢王朝服務，缺少批評朝政精神，如《漢書》以為不能把項羽置於「高祖本紀」之前，而將之置於「列傳」中，可見一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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