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汉书·叙传下》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28]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于是断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29]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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