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人们对刘邦渺小处的关注，自然有其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因，但不能以此揣度历史上的刘邦现象。因为历史的具体情势究竟是不一样的。而很多历史学家竟将司迁笔下的刘邦无限度地放大，以为彰显其平民性，其实这是一种“暗度陈仓”。
所以，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为谁写，在这里便很清晰了。作者并没有纠缠于那些引发阅读干扰的琐细的细节，而是以“善”为指引，其实是宽容历史人物的表示。严谨著史需要这样的情怀。而将刘邦塑造成一代豪雄英杰，而不是地痞无赖，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严肃到涉及这个民族精神选择的大事。对于作者来说，通过对刘邦的确认，将刘邦放在一个伟大的层面上来揭示，而不是对他身上种种恶的揭露，实际上要研究的是人的核心层的精神，而不是一些负面的瑕疵，无论是刘邦还是作者都需要寻找到自身与社会、历史的认同点。那么，在宏大的历史面前，我们有必要撇除人物身上那些其实微不足道的瑕疵，因而刘邦的意义也便获得了历史的意义，由此也说明作者对历史、对现实的一种强烈的信念——鉴往知来。所以，在个人进入历史，或者说个人的历史上升到人类的层面，刘邦的历史便成了汉族的历史。其责任感与使命感，就是历史家的意识。
所以，要感谢的是，班固的整理，使得记时书事明晰而系统起来。在今天，读者有必要过滤那些在史料章节里寻找趣味的看法。《汉书》的整理，很有助于矫正阅读时的搜奇猎异心理，而对通过阅读史传以提高其历史观和文学观则大有裨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至于传记中其他精彩章节，班固精心改动《史记》的文字之妙，相信读者读来不难，这里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