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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何以要“美化”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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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刘邦对其父亲的赞许之辞——“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其实这并不是纯然的虚假之辞。刘邦并没有蔑视他的身份和血缘关系。
对刘邦家族史的追认，还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刘邦进入历史的许可证，而刘邦所建立的王朝也因为这一许可证而获得了历史“承认”：他依旧是高贵的，神圣的。可以说刘邦是他祖先的一个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于是汉朝获得了法统上的确认。如果不对此进行一番确认，那么，仅仅因为无赖、欺诈而进入历史，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毕竟，历史不能面对一个依靠纯属偶然来解释的尴尬。
所以，刘邦不是一个简单的英雄，为其合法性证明，是一个涉及到汉朝合法性证明的严肃问题。刘邦起于细民，肯定有很多不上高雅的举动，但是，解释历史，需要不需要这些呢？历史需要细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细节呢？如果说一个很流氓的人能够当上皇帝，这将给历史怎样的启示录呢？这些都是摆在史家面前的难题。另外，还有其历史尴尬的是，如果刘邦是一个流氓，那将如何解释汉朝的雄风与境界的阔大呢？这些其实都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处理术。但是，史家所能够做的，也仅仅只有他用笔的倾向性和传赞部分的思想流露了。
那么，在刘邦的身上必有超乎常人的地方。那么那些地方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唤起了刘邦身上的帝王气息？面对追随自己而起的英雄豪杰，刘邦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的？如何不走一条亡秦之路呢？这不仅是后世的人们思考的问题，更是刘邦当时就必须要紧迫思考的问题。
因此，“刘邦现象”不再是个人意义上的，而是历史与精神意义上的。每一个人必须是历史可解释的链条上的一部分。而单个的个体要获得意义就必须找到那根历史承袭的链条。虽然，这样会导致某种宿命论，但现实需要这种历史追认，甚至变得极为迫切。刘邦当他由秦朝的亭长变为乱世的沛公，再变为砀郡长，再变为汉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逐渐地超脱了自身，逐渐地走进了需要谱写的历史之中。历史学家需要探究的是这种变化和他的心灵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刘邦建立祠庙，对自己“史前史”的追认，他在征战之中的种种表现，都一步步地越出了他作为狭隘意义上的自我，而具备了历史叙述的可能。所以历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帝王的历史。以帝王为序，是历史的需要。这点在《后汉书》里便看得更明显了。
关于刘邦的一些无赖的习气和种种恶劣的行为，在《汉书》中并不多见，固然有作者为帝王忌讳的意思，但是，当我们将视野阔大一点，将会看到，刘邦的习气其实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正如我们在项羽谋士范曾的口中所听到“竖子”之骂一样。所以，评价历史的时候，决不能将刘邦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作为特殊的个案处理。而后世人们对于这点的关注，恰恰是与史学不相干的。而后世在批评这种存在于刘邦身上的不健全的人格时，其实并不能站得比刘邦更高一点。
而对于历史家来说，究竟要将什么样的历史写进历史，究竟要告诉或教导时代什么呢？或者说，究竟要为一民族塑造什么样的精神人格呢？事实上，将历史人物身上的很多“小秘密”向世人敞开，后世的人们读了之后，是变得更好呢，还是相反？等等，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让读者颇为失望的是，班固并没有依照当下的想法，而迁就于世俗，甚至在传记里，有意抹去了很多可以窥见人物阴暗的东西，为的是让人更好地将其当着可传递的教导和一代人的心灵史来阅读。
对于人们的一些心理，班固是知道的，因为他深受过类似的经历。这点在前面的《说明》里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言。而此番经历越发促使他更加严谨地著史。所以，作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见出史家的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顾忌，另一方面，又见出史家对待问题的审慎。因为历史叙述究竟要融进人类的整体事业中去。而我们很多人往往只看到某一人的名字镌刻于历史上，便引发了种种想法。在作者看来，是否为了一件很次要的事件，让整个历史都去关注呢。过于琐细和阴暗，以及对历史暗点过多地揭示都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后来的蔡邕所指出的，对于王莽的历史，只要写其篡位部分即可，否则，历史有可能因为详细的镌刻而进入更大的混乱。这一点，班固显然还没有处理好《王莽传》的写作问题。
后世人们对刘邦渺小处的关注，自然有其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因，但不能以此揣度历史上的刘邦现象。因为历史的具体情势究竟是不一样的。而很多历史学家竟将司迁笔下的刘邦无限度地放大，以为彰显其平民性，其实这是一种“暗度陈仓”。
所以，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为谁写，在这里便很清晰了。作者并没有纠缠于那些引发阅读干扰的琐细的细节，而是以“善”为指引，其实是宽容历史人物的表示。严谨著史需要这样的情怀。而将刘邦塑造成一代豪雄英杰，而不是地痞无赖，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严肃到涉及这个民族精神选择的大事。对于作者来说，通过对刘邦的确认，将刘邦放在一个伟大的层面上来揭示，而不是对他身上种种恶的揭露，实际上要研究的是人的核心层的精神，而不是一些负面的瑕疵，无论是刘邦还是作者都需要寻找到自身与社会、历史的认同点。那么，在宏大的历史面前，我们有必要撇除人物身上那些其实微不足道的瑕疵，因而刘邦的意义也便获得了历史的意义，由此也说明作者对历史、对现实的一种强烈的信念——鉴往知来。所以，在个人进入历史，或者说个人的历史上升到人类的层面，刘邦的历史便成了汉族的历史。其责任感与使命感，就是历史家的意识。
所以，要感谢的是，班固的整理，使得记时书事明晰而系统起来。在今天，读者有必要过滤那些在史料章节里寻找趣味的看法。《汉书》的整理，很有助于矫正阅读时的搜奇猎异心理，而对通过阅读史传以提高其历史观和文学观则大有裨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至于传记中其他精彩章节，班固精心改动《史记》的文字之妙，相信读者读来不难，这里从略。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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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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