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和南宋以文人掌军权,显然有异。
不过,金朝的家族统治并没有稳定政局。完颜昌之死也许是企图反叛,熙宗杀完颜希尹则是因他与宗弼有隙而成冤狱。(34)甚至最后熙宗也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总之,金朝的政策是重外轻内,军事和外交固然成功,制度的建立和内政的改革却不足以维持内部的安定。南宋的政策是重内轻外,为达到内部稳定的目的,对外则不免屈膝求和。
(1)关于岳飞的专著如邓广铭的《岳飞传》(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论文集如《岳飞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岳飞研究(第二集)》(中原文物编辑部,1989),二者都由岳飞研究会编。关于完颜宗弼,参考张博泉《略论完颜宗弼》(《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号,页122-128)及拙著《金完颜宗弼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页141-146)。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丛书集成本),卷一四二,页2292-2293,引《绍兴讲和录》经李心传删取附注,以备参考。《金史》卷七十七,《完颜宗弼传》则载:“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事实上,金人归还河南地于宋时,高宗已经称臣。绍兴十年,金人复取河南地,高宗诏谕诸将各竭力图大计,诏书中有云:不惮屈己,连遣信使,奉表称臣。 (3)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0-5) (4) 《金史》卷八十四《昂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490-491。 (5)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6)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2),卷二零七,页三上,《岳侯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88。 (8)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99。 (9) 《要录》卷二十九,十一月壬戌、丙寅,页574、576。 (10) 《金史》卷三,,十一月壬戌;卷八十一,王伯龙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03。 (11)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05。 (12)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20;《要录》,卷三十二,四月丙申;卷三十三,五月壬子。 (13) 《金史 宗弼传》 (14) 《金史 宗弼传》载和尚园战败后,“明年复攻和尚原,克之。”误。 (15) 《要录》卷八十三,十二月壬辰。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275-292。王曾瑜认为《行实编年》夸张战绩。 (16) 关于岳飞的官衔,看龚延明,《岳飞官衔系年与考释》,《岳飞研究》第一集,页145-217。 (17)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侵宋时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都元帅以谙班孛极烈为之,恒居守而不出。 (18)施国祁《金史详校》(百部丛书本)卷一,页24上指出此点。但他认为不是史官有误,而是当时宗弼透过秦桧,已经预知高宗将诏回岳飞,故提前向金廷奏捷。姑备一说。 (19) 《会编》卷205,页9,淮西从军记。 (20)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487,注2,谓金归还河南地后,仍然出兵袭扰。遍查宋金史《会编》、《要录》,天眷二年双方无战事。 (21) 《要录》,卷135,五月己丑,又卷137,绍兴十年七月癸卯 (22) 同上,卷137,九月戊申。《会编》卷204,九月七日戊申。 (23)《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568:“兀术疑京城之民应先臣,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师。”页572,注8,王采此说。 (24) 《金史》卷98 (25) 《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丁巳 (26) 同上,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 (27) 《金史》卷79 (28) 《会编》卷206及208,《要录》,卷141-144有宗弼和宋廷的来往书信,值得进一步研究。 (29) 《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会编》卷200,页10-11 (30) 《要录》卷136,六月甲辰朔 (31) 同上,卷138,十月壬辰 (32) 拙著《金完颜宗弼论》。 (33)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1934),页553-558。 (34) 《完颜希尹神道碑》,见李澎田主编,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页57-108.
上一页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