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几乎是天才人物的宿命。但是，如果天才都能谨慎言行、墨守成规，又如何能“行高于人”、脱颖而出？

　　岳飞“少负气节”，从来就不是对上司毕恭毕敬、垂手听命的料，“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靖康之难发生后，康王赵构建炎元年在建康称帝。年仅24岁的岳飞，不顾自己“进义副尉”的低微身份，热情洋溢地给皇帝赵构写了一份《南京上皇帝书》，反对京师南迁，强烈建议皇帝“亲帅六军，迤逦北上”，收复中原，大略谓：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赵构当时被金兵吓得惊惶失措，四处逃窜，恨不能躲回到娘肚子去，哪里还敢于“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当然对岳飞的建议置之不理。而这奏章落到黄潜善、汪伯彦手里，这两位主张投降的大臣大为光火，立刻给岳飞一个严重处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革掉职位，削除军籍。

　　岳飞毫不气馁，继续北上参军抗金，遇见了赏识自己的张所，得到重用，“补武经郎”，转到王彦领导的“八字军”队伍。王彦也是一位抗金著名将领，但在渡河至新乡时，“金兵盛，彦不敢进”。岳飞年少气盛，显然忘了自己刚受过“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严惩，不仅责备王彦胆怯，还违反军纪，擅自率领部下出战，从此与王彦产生嫌隙。到绍兴四年，襄阳大捷后，岳飞驻屯在襄阳，成为长江上闻名遐尔的统帅，王彦也已经成为声名卓著的文职大吏，却不愿“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不肯与岳飞共事。岳飞想与他深谈，王彦却不理会，嫌隙终生未除，令人遗憾。

　　绍兴四年到绍兴六年之间，将岳飞、韩世忠、吴阶等人的浴血奋战，南宋的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加强，赵构渡过了濒于危亡的险境，开始重用秦桧，企图与金国妥协“议和”，岳飞坚决反对。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为“淮西兵事”与皇帝发生公开冲突，心灰意冷，弃军上庐山为母亲守孝。他极力反对秦桧主导的“议和”，当面斥之，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

　　秦桧“忍辱议和”，实“深衔入骨”。

　　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岳飞愤怒之下，上《谢讲和赦表》，强烈反对。再四次上章，要辞官归去，赵构不许。在这种状态下，其他的将领如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还各不信任而互相拆台，岳飞大有壮志难酬、知音难求之叹。《小重山》大概就作于此期，写出了他孤立无援的寂寞心境，有阮籍《咏怀》中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之意境：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赵构本来以为，“忍辱负重”的《绍兴和议》能换来小朝廷的苟安，正沉醉于“和议胜利”的美梦时，却未到一年，即绍兴九年秋，金太宗就撕毁了盟约，悍然南侵，打了赵构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将金兀术倾巢而出，调集10万余大军，兵分四路，分别进攻陕西、山东、洛阳和开封，攻陷开封后，又向淮西推进。所幸刘锜、岳飞、韩世忠等大将，一日不曾放松训练，积极抗金。金兵在顺昌被刘锜击败，又在郾城受到岳家军的重创，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到朱家镇，岳飞再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岳飞“累战皆捷，中原大震”，各路义兵都大张“岳”字旗，老百姓都热烈欢迎岳家军，对金军的招募“河北无一人从者”，金朝统制王镇等多名金将，亦主动来向岳飞投降。此时，岳飞大军距金兵的大本营－首汴京，仅四十五里而已。

　　岂料，正当岳家军指日渡河之际，赵构与秦桧又准备同金人讲和，并“方欲画淮以北尽弃之”。岳飞闻讯，激奋不已，立刻上奏反对：“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赵构、秦桧也知道岳飞“志锐不可回“，于是，先下诏让张俊和杨沂中等宋军先行撤回，割断岳家军的左右臂膀，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再“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严诏岳飞立刻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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