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的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抹得相当干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 (1135) 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 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九同年亦载此事: 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北记》载,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 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 "入朝奏捷", "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 与完颜宗磐(蒲鲁虎) 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四《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七十三《希尹传》和卷七十六《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删削了。

大致在天眷元年(1138) 或二年(1139) ,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中华书局1986 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 。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 卷二二一《洪皓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四《先君述》,四部丛刊本;《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 中华书局1977 年版) 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226～227 页,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清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台湾) 华文书局1984 年影印本;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六《世宗纪》载,大定七年, "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十年, "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同书卷七十一《宗叙传》说他"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大将纥石烈志宁。同书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朝只能商议消极防御。同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边修筑边堡和壕堑。这些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朝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宋使楼钥《北行日录》也反映了大定九、十年间,金朝正在对蒙古用兵) 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笔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朝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以上论述了金朝与清朝所处的军事大环境迥异,而金朝前期的对宋战争也无法与清朝的灭明战争相提并论。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 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春)。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1127) 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 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一句,何忠礼先生为自己的《南宋史稿》辩护说,此书不写宗泽抗金,是因为"与《史稿》所述的其他内容相比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辨误举错,贵在求实》,《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3 期) 。其实,将宗泽指挥东京留守司军等击败金军进攻置于"次要地位",正是表明了何忠礼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水平。宗泽原是根本不懂军事的文臣,并且已至七十高龄,行将致仕,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负起救国重任,并且迅速地从军事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为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难道就不认为可敬和可贵,而值得在《南宋史稿》中予以论述? 宗泽准备乘胜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但即使他死后,金军仍不敢进攻开封,这也同样证明了宗泽重整的军威。

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 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建炎三年(1129)、四年(1130) 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 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但张浚不听曲端、吴玠等将的忠告,轻率地在富平举行大规模会战,又使宋朝丧失陕西的大片土地。完颜昌(挞懒) 指挥的金军也尚有能力发动攻势,占领淮东。

但到绍兴元年(1131) ,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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