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 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画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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