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生活于战国后期的楚国，当时，周朝王室衰微，已不是当初的天下共王，“春秋时犹重礼、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顾炎武《日知录》）。当时位处于南方的楚国，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原诸夏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并因其富饶的物产而长期受到中原诸国的觊觎，屡遭征伐。正是这种民族间的征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楚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如楚君熊渠早在西周夷王时就公然宣
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一度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再如楚大夫屈完与诸侯联军订“召陵之盟”和申包胥乞秦师复国等，无不体现了楚人救国御敌的民族精神。

　　但同样，因为远离中原的征战，楚国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战国末年，大一统已成为历史之必然，若综论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楚国与秦国是列强之中最有资格担当起统一大任的国家。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语），正是指的这一方面。

　　屈原是个怀瑾握瑜，重仁袭义的志士，作为楚国贵族，他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却遭谗中阻以致疏远，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故幽愁忧思，而作《离骚》”（《史记·屈贾列传》。据《新序》记载，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患之，使张仪之楚，赂上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夫人郑袖，共谮屈原，怀王听信谗言，最终为秦所俘，客死他乡。

　　这种动荡的政局，坎坷的际遇，使得屈原格外向往一种天下大治的政治环境，再加上春秋以来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为屈原谋求“美政”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在屈原的诗作中，多次颂扬三代前圣的德政，同时也一再推崇齐桓秦穆的争霸之术。刘安在《离骚传》中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由此可见，屈原是儒法并重，王霸兼施的。

　　法家作为一个有系统的学派，较之儒墨诸家出现的都较晚，大概要到慎到、尹文、韩非以后才得以完善。然而法治与改革却起源的很早，在管仲、子产时期便已萌芽。屈原的时代，已完成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这种变法从根本上已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但是距离封建官僚制度与郡县制的完备还有很大距离。更何况，这种变法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动摇自身的政治根本，而是为了强国强兵。所以，包括楚、秦诸强国在内，统治者内部的纷争一日甚似一日。而屈原正是这种矛盾对立的牺牲品。

　　屈原不是法家，法家所谋求的术、势他均力有未逮，更何况他生于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之前，他只是因他高洁的道德、高远的志向、高蹈的品格，无法容忍也无法见容于楚国腐朽的宫廷。他眼睁睁地看着张仪说楚，怀王客死，眼睁睁地看着顷襄王继续任用奸佞，继而郢都失陷，游离失所。在屈原留下的文字中，并没有系统地提出法家理论，但他力图变革的呼号，却与法治的根本宗旨相暗合。

　　一、法治思想。

　　对于狭义“法”的解释，韩非子的一段话最为精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也”（《韩非子·定法篇》）。而屈原，就曾是制作宪令之人。《史记·屈原列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太史公这一段记载已被公认为屈原遭谗的可靠史料。另，在屈原的《九章·惜往日》中有这么一段诗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女矣合为一字）。

　　关于“宪令”二字，考诸典籍，当属国之大法。如，《国语·晋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管子·权修》：“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韩非子·饰邪》：“从宪令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

　　从这些引用看来，“宪令”不仅仅是国之大法，而且其主要内容是“明赏罚”。这与战国之时各国的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是不谋而合的。屈原在其作品中反复抒发了他“忠而遇罚”的不平与愤懑，这种愤懑恰好与他所提倡的“明赏罚”相对应相补充。如他在《九章·惜往日》中所说的：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　以下游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他将不以法治国与骑马而不备辔衔那么危险，泛江海而不用舟楫那样严重，恰与战国后期以来法家思想相呼应，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孔孟仁义之道那么简单。《管子·版法解》中说：“若倍法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倍乃殆。”《韩非子·用人》：“释法求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

　　管子与韩非子作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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