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举贤授能。

　　屈原在作品中反复例举百里奚、伊尹、吕望知遇于明主的传说，恰好证明了他举贤不论贵贱的人才主张。这也正与春秋战国以来延袭已久的“世卿世禄”相对立。

　　世卿世禄制是与血亲分封制紧密联系的官员任免制度，这种宗法等级规范确保了统治层将统治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族人手中，这种制度自夏以来延袭不绝，但是，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仅仅靠血亲内部人员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统治。故而早在春秋时期，在家臣制的基础上就已产生了官僚制的雏形，世卿世禄制已显示瓦解趋势。战国以来，无论是李悝的“食有劳而禄有功”、吴起的“废公族疏远者”，还是商鞅的军功入爵，都已基本摧毁了世卿世禄的存在根基，而保证大量有能力的王族之外的人进入官僚层。

　　屈原虽然是楚国贵族，但他早已看到贵族的没落与新兴士族的兴起已势不可挡。他虽是由于因谗被疏，心中愤懑而向往君臣相得的境界，但是，他这种向往并不是孤立的自私的，而是结合当时楚国党人当道，朋比为奸、贪婪竞进、嫉贤妒能的黑暗政治现实而发的，他强调举贤授能，吸收新的阶层更是为了革新政治。因此，他对于举贤的要求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屈原将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联系在一起，正是战国末年政治改革的两大主要精神，这种激烈的革新主张，不可因屈原的贵族身份而受到质疑。正是身处于旧贵族旧势力的阵营中并身受其害，屈原才更有理由、更有远见地目睹旧体制衰败的必然性。

　　法家素来主张禁朋党而进贤士，吴起在楚国变法时就曾提出“禁朋党以厉百姓”（《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再如《韩非子·说疑》：“观其所举，或在山楂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缧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这里韩非子提出了两点：其一是“不羞其卑贱”，其二是“便国利民”，韩非子与屈原在出身上有共同之处，都是贵族世家，都见疏于执政者，都跳出自己的贵族身份力求变法革新。

　　三、同情人民，

　　先秦民字，一般指劳动人民，字同氓。有时泛指人。以屈原诗作为例：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

　　《哀郢》写于郢都失陷，被迫迁都的事件，人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屈原在长期流放的生涯中，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人民，这使他对人民的疾苦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产生深切的同情。这也是他异于一般贵族之处。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郭沫若将“民生”译为“人民的生涯”，这是完全解释的通的，再联系到下句：“余虽好修　以　羁兮，謇朝谇而夕替。”屈原先哀民生之多艰，再叹自身之不幸，将自己的痛苦与人民的痛苦结合起来，才使他的诗篇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屈原超脱自己的阶级性去热爱人民，他的这种民本思想固然源自于巩固政权的要求，但是，在战国末年，他能够认识、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并将人民的疾苦与自身的遭遇相结合，从而提出改革弊政的要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与楚国那些只懂得进谗弄权的奸佞相比照，他无疑是高贵的、优秀的、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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