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
 

 
        农历五月初，是棕子飘香时节。
 
        戊子年的端午节，是第一个法定全民放假的节日，这对社会日臻和谐的中国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但在或亲历或目睹了雪灾、地震、火车相撞、“藏独”暴乱等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后，今年的端午节显得低调和理性，少了诸多以往的喧嚣和噱头，多了对生命无价、亲情可贵、平安是福这些寻常道理的深刻感悟，以及“老人之老，幼人之幼”的博爱之心，因此人们把更多的目光和关爱投向了汶川震区，心系灾民可有棕子吃么？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但纪念屈原则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无疑与人们对其人品的认同不无关系。
 
        对峨冠博带长剑随身既高且瘦的屈原，人们的看法也是自古以来就因人而异——绝大多数人视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给了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评价，鲁迅则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肯定了他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是‘楚辞’的开山老祖”，并一针见血指出了“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其实，即使没有端午节，屈原也一定流芳千古。
 
        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上承《诗经》，下启汉赋，打破了四言句式对思想和感情表达的束缚，语言紧随兴之所至，创造出远比“诗三百”自由自在了许多的“骚体”。就拿他的名句“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说——道路如此的漫长遥远，我将不懈追求探索下去！倘若用其时其地的方言读来，那是怎样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优美动听！更兼他的诗篇，想象奇特，浪漫激情，辞藻瑰丽，理想崇高，“其文约，其辞微”，篇篇可称佳作。
 
        他还是个曾经的才能出众的高官。《史记》说他做过楚怀王的“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参与内政外交的权力集团中人，并且是“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嫻于辞令”的姣姣者；而“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则从反面衬托出他杰出的政治才干。
 
        用今之时尚的话说，他绝对是个“学者型官员”，而且“诗穷而后工”，政治上的不得志，反倒成就了其诗篇的不朽，诚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也。
 
        而屈原高尚的品德和耿介的操守，则是人们敬仰的主要之处。郭沫若编剧的五幕话剧《屈原》，则以《桔颂》的“洁白，芬芳，美丽，辉煌，独立不移，不怕冰雪，赋性坚贞……”开篇，歌颂了屈原“其志洁，其行廉”的优秀品质。
 
        屈原当然不曾想过、更不曾料到，他的“怀石遂投汨罗以死”，尽管既是忧国忧民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无奈，也是“冀幸君之一悟”不得的绝望，但更是“怀瑾握玉”“不随其流”的超脱，因此博得了世人的同情和尊重，被后世政、学两界的精英奉为楷模，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臧否人物的价值标准。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与死，岂因利害趋避之”，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王国维到老舍，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或为坚持真理，或为捍卫做人的尊严而“勿宁死”！一脉相承地承担起传承道义的重任。
 
        屈原之死当然是楚国的一大悲剧。全因楚怀王、顷襄王父子的昏庸，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子蘭等群小的献媚邀宠构陷忠良，以及政见的分歧掺杂进个人恩怨裙带关系所导致。从那时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大到政坛小到官场，就是如此这般地争勾心斗角权夺利并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也使得众多精英沦为各级权势者“俳优蓄之”的“弄臣”而成为鲁迅嘲讽的对象。
 
        可悲的还有，在剧中特意虚构了屈原期望宋玉“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一情节的郭氏，也未能逃脱政治安排的宿命。
 
        他是有才华的。
 
        《屈原》是他1942年仅用了40个小时创就的剧作，时隔17年后的1959年，他又只用了7天时间挥就了轰动剧坛的《蔡文姬》——不幸的是，这竟成了他剧作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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