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49年后的郭氏，就象大观园里失去了通灵宝玉的贾宝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身为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的他，奉命组织批判胡适，其本人的发言，对胡氏这位昔日相识的社会名流，还算手下留情，没太上纲上线，只是以他郭氏的“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来批判胡氏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颇有些敷衍的味道。至于“除四害”时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麻雀诗”，则是典型的“帮忙”。而后来的飞机内外有“两个太阳”的新诗，就连“帮闲”都够不上了。
晚年的郭氏，顶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虚名，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自鄙自贱，歌功颂德……
悲夫。
屈原难能可贵在他视死如归，因此能坚守住做人的底线：不唯上，不阿谀，不逢迎，哀民生之多艰，正直，正派，干净，忠信，执着。
今天，要求精英们都做到屈原的地步，显然是强人所难的苛求。
但每年的端午佳节，“官产学”三界大大小小的精英们，还有其他所有人，在美食，防疫，健身的同时，想想屈原的清清白白做人，读读鲁迅的《从帮忙到扯淡》地“三省吾身”，这节总算没有白过。
端午时节话屈原，意在了解并学习他的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