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事件爆发前，我们班七个知识青年在黑龙江边挖沙子。江沙很细，但只能冬季刨开冰冻的沙壳，挖了运走。春季江水一活，沙滩就不存在了。
我们住在江边一间废弃的小木屋里。对岸，有一个哨所，驻守着大约一个班苏联边防士兵。冰封的黑龙江像一条宽阔马路。我们每天在“马路”这边劳动，他们每天在“马路”那边巡逻。他们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眼中。他们从未向我们无端挑衅过。我们也并不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威胁。虽然他们是士兵，我们是知青，他们人人手中都有武器，我们有的不过是劳动工具。这里是太宁寂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对苏联人的敌意，溶解在大自然的宁寂之中了。
在这个地方，是个人，就会产生想要接近人的愿望。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几个苏联士兵，我们倒会觉得在这个宁寂的地方太孤单了。我们一次也没走到“马路”中心去过。他们也没有。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国境线不是很分明的。与其说我们和他们都怕因“侵犯”了对方的领土而引起纠纷，毋宁说双方都很尊重那条不分明的边境线的存在，谨慎维护这一地带的宁寂。我们不愿被他们看成敌人。
他们肯定也是如此。被视为敌人，或者视人为敌，并非美好的事。何况在这一地带，在这一宁寂的“世界”中，只有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和他们几个士兵。想到“同仇敌忾”这个词时，倒会怀疑自己心理不正常。
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似乎很适应这个地方的宁寂，生活得也似乎很规律。他们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边，用雪擦脸。而后就排着纵队在江边跑步。我们很想学他们，也到江边用雪擦脸，为了向他们证明，我们中国人的抗寒力，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人。却只效仿了一天，没体验丝毫乐趣，只得作罢。
他们养了五只鸽子，每天早、午、晚各放一次。我们将他们的鸽子看成“国际轻音乐团”。他们的每只鸽子都背着鸽哨。鸽哨声悦耳极了，美妙极了，令我们非常羡慕。
我们也从连队带来了一只鸽子，一只洁白的鸽子，一只雌鸽。我们叫“她”是“白姑娘”，我们很欣赏为“她”起的名字。
我们放过一次“白姑娘”，被他们的五只鸽子引过去了，三天后才飞回来。从此“她就被我们囚禁在笼子里，不再放出。
我们不愿因为鸽子而与他们--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发生什么冲突。
我们珍视这个地方的宁寂。
因为这个地方的宁寂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
我们都是哈尔滨知识青年。下乡前，都参加过“深挖洞”的战备义务劳动。有了这种锻炼，挖沙对我们来说算是很轻的活儿了。
二百七十余万哈尔滨市人民，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谁没参加过“深挖洞”？小学生参加，中学生参加，军人参加，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街道妇女也参加。党政军各级首长，没参加过的怕也数不出来几个。“洞”是挖得很深的，工程相当巨大，耗资惊人。小学生们挖洞的积极性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们一般都是参加运砖劳动。只要能搬动三块砖的，绝不会搬两块。
某个小学校的学生有所“发明”，创造了一种搬砖工具--一块木板，用粗铁丝或绳子两端拴住，挂在脖子上，一次最多可在木板放六块砖，只要脖子吃得消。这一经验在各小学迅速推广。于是凡有小学生的人家中，红药水紫药水和药布，便成了常备之物。几百万人连续几年内每天挖洞不止，市内街道破坏，交通混乱不堪，交通事故层出不穷。某些建筑的地基也遭到严重破坏，或倾斜或倒塌，塌方事故在所难免。为了准备打仗，人们这么去想，就觉得因“深挖洞”而去死也算死得其所了。
市委大楼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器，堆了沙袋，架了高射机枪。于是几所大学，几座重工业工厂也照此办理。每隔几天便会听到一次凄厉的警报器响。这一响，工人们就跑出车间，干部们就跑出办公室，学生们就跑出课堂。各个单位都有洞，人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行走在路上就近寻找不到一个洞可隐蔽的，便迅速卧倒--面朝下，双手护头，身体平贴地面。这是战备教育告诉人们的知识，如此那般，便能在炸弹炸的瞬间，保存自己的生命。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原子弹没什么了不起。“深挖洞”就是对付原子弹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在城市被苏军占领后，继续与苏军开展现代的城市“地道战”。《地道战》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被列为战备教育片反复上映。
从省市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到各条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户的玻璃，防空袭来的米字白纸取代了花样翻新的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定期到各家各户视察，严肃批评张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纸条贴的不符合战备要求。某些重要单位和大企业向外地转移。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大半迁走了。不少单位分期分批向农村疏散人口。许许多多的人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农村。战争的威胁消减了人们计较“城乡差别”的心理。出卖私人房产的招贴在城市各个地方触目皆是，却对普通的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旧家具的拍卖价格降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很少有人贪便宜问津。更很少有人想到厅货可居，从中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