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词。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是大遭白眼。须知，一个民族很容易由而变得心理低贱。

　　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民族。但是丧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将是不可爱的。

　　在国外，痞子不必假文人之名而活着，文人也不必非靠痞的技巧而存在。也许只有在中国，“文痞”才活得比文人和痞子两者都潇洒，都滋润，都如鱼得水。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日本人曾被视为“冷血动物”。

　　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变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

　　中国人民与中国，好比森林与山地的关系。倘山地的土壤缺少水分又缺少有机化合物质，森林是茂盛不起来的。

　　如今，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

　　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这个时代“生产”出太多太多除了文凭和学历其他一切方面太差太差的男女。

　　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了的。

　　就中国的当下而言，认真之人，比之持极现实人生哲学之人，比之持圆滑人生哲学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认真是需要文化培养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级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级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摆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当代人变得过分复杂的一个佐证，便是通俗歌曲的歌词越来越简明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的话，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是堪忧的。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的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痕。

　　八十年代初，中国人提出了迫切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中国知识分子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公民”者，国家共有者也。

　　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言，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

中国人的目光也许是世界上最为捉摸不透的。中国人的心思往往太需要自己的同胞费心思去猜。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

　　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抬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尴尬。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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