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也已经六十岁了，对于已故的章仲锷先生，我还是愿意虔诚地称他为老师的。尽管，在他生前，我们的接触很少。

事实上，真正地给我留下深刻之“人”的印象，倒是在他离休以后。那时，经汪兆骞兄热忱联络，我有幸和章仲锷先生，崔道怡先生等几名离休的老编辑、老诗人共同出现在各类业余文学写作者的短期培训活动中。并且，我和他的夫人高桦大姐，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将“人”字括上引号，意在强调，之前“章仲锷”三个字，对于我只不过是一个肃然起敬的名字。因为他先后在《十月》、《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主掌过发稿权，故他的姓名在文学期刊编辑和作家，尤其中青年编辑和作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当编辑就要当到章仲锷那种水平……”

我每从中青年编辑和作家口中听到这类话。

而如果哪一位作家的哪一篇或哪一部作品的责编是章仲锷，无疑便荣幸。作品入其法眼，即使不能获奖，那也肯定会是一篇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重视的佳作……

是的，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们，普遍有此种看法。然在他离休之前，我没见过他几次。记忆中，似乎也没说过话。

原来这个人就是章仲锷啊！

直至我们共同出现在业余文学写作者们的培训班上，我才终于能够确凿地将他的名字和他这个人准确的对上号。一回忆，我们竟多次在各类文学活动场合见到过。又一回忆，他在那类场合委实的太沉默寡言了，我没格外注意过他，也不记得有什么人特别郑重地介绍过他。

我的回忆使我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仲锷先生，似乎是一个低调到但愿人们在寒暄场合完全忽略他的程度。进言之，那已经不是低调不低调了，而是对寒暄的，具有仪式意味的场合并不适应，于是退避三舍的本能表现。

在我的回忆中，在那一种场合，他这个身材颀长，面有倦色的男人，每是一旦出现，便开始东张西望，在人们之中寻找。而目光一旦将谁锁定，便不再旁顾，直盯着谁大步匆匆走将过去；扯对方于角落，旁若无人地低语起来。自然，谈的肯定是稿件之事。都不经意间，他已谈罢，身影已从那一种场合悄然消失……

虽然我终于知道他便是章仲锷了，但却还是不知道他便是高桦大姐的丈夫。高桦大姐提到他时的惯常说法是“我们老章”，章、张同音，说来惭愧，我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张冠李戴，误以为高桦大姐的“老章”是另一位“老张”。

某次在活动的午餐桌上，不知谁首先谈起了高桦大姐，我便也说了几句我的感觉——一位对文学事业和环保事业都热忱可嘉的女性；一位办事认真，责任感极强的女性。我举例证明，说她怕我事多忘了，为我已答应参加的某一次“环境文学”的活动，不厌其烦地用电话提醒我多次。最后我说：“大姐是中国自然环境保护课题与文学之间任劳任怨的红娘”。

举座点头，唯仲锷先生照吃他的，没什么表情反应。

当时我多少有些纳闷。因为他的样子给我一种误解——似乎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饭罢，在楼梯上，有人的手拍在我肩。一回头，是他，不动声色地说：“晓声，谢谢啊”。

我自然反问：“为什么？”

他又说：“你那么称赞高桦同志嘛。我要把你的话捎回家去，告诉她。她这人喜欢听到称赞的话。”

我这才明白了他和高桦大姐的关系，不禁又问：“您呢?”

他说：“我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说我，只在乎我做责编的稿子怎么样。”

那天的讲座顺序，我排在他前边。我准备得并不充分，即兴而谈罢了。讲完，没立刻走，坐在最后一排，成心听听仲锷先生讲些什么内容，怎么讲。

一听之下，汗颜不止。

他分明有备而至，从一篇好作品的主题提炼到情节和生活素材的关系、细节和平时观察能力的关系、意象和场景描写的关系等等普遍性创作问题，娓娓道来，极少空泛之词，一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谈下去，直谈得听众席上肃静无声……

那日他使我领略了——一位阅稿无数的老文学编者（当时我确实还没有以看一位杰出的文学编辑家的眼光来看待他），文学一事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多么主要。哪怕仅仅是对一些完全陌生的写作爱好者谈论之，其虔诚亦发乎内心……

后来我再参加高桦大姐通知的关于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座谈会时，竟也看到仲锷先生的身影在场了。

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一传达你那几句称赞的话，不料她说我更要支持他，结果连我也只得受她调遣了。”

我说：“您当然责无旁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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