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的近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渐趋式微，法高于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权贵者之贵不似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总统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仅一九九九年不是就发生好几桩吗?法律的权威性，使权贵一词与从前相比有了变化。人可因权而尊贵，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拥有专机、卫队；但却不能因权而特殊。他们比一般人更须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触犯法律。
法保护权者尊贵，限制权者特殊。
所以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做一句话，那就是--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而为国效劳，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前首相铃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记者道：“我的感觉仿佛是应征人伍。”
因权而特殊，将被视为文明倒退的现象，在当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里已经不太可能。因权而尊贵，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其中一项就是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其实，向权力代理人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所信托的某一权力本身的重视程度，并体现着人民对某一权力本身的评估意识，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加以确定。其确定往往证明这样的意义--某一权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获得相应的待遇，只要它的代理人确乎是值得信赖的。
林肯坚决反对因权而特殊。在他任总统后，时常生气地拒绝特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讲演时，甚至不愿带警卫，结果他不幸被他的政敌们所雇的杀手暗杀。甘地在被拥戴为印度人民的领袖以后，仍居草屋，并在草屋里办公，接待外宾。他是人类现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权力圣洁主义者，一位心甘情愿的权力殉道主义者。像他那么意识高尚的人也难免有敌人，他同样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他死后被泰戈尔称颂为“圣雄甘地”。
无论因权而尊贵者，还是掌权而放弃特殊待遇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将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贵，是不可以贵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贵及家人及亲属的。因为后者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因贫而“贱”是人类最无奈的现象。但也有某些人断不该因贫而被视为“贱”类，从前他们确曾被权贵者富贵者们蔑称为“贱民”过。我们现在所论的，非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缺衣少食，如果他们居住环境肮脏，如果他们的子女因穷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了病而不能得到医疗，如果他们想有一份工作却差不多是妄想，那么，他们的生存状况，确乎便是“贱”的了。我们这样说，仅取“贱”字“低等”的含意。
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一概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们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生动的写照。
限制权贵是比较容易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穷困却要困难得多，中国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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