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一概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们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生动的写照。

    限制权贵是比较容易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穷困却要困难得多，中国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

    穷困是国家的溃疡。有能力的人们，为消除中国的穷困现象而努力呀!

    富贵是幸运。富者并非皆不仁。因富而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贵者不乏其人。他们中有人已被著书而传，已被立碑而纪念。那是他们理应获得的敬意。

    相反的现象也不应回避--富贵者或由于贪婪，或因急于跻身权贵者行列，于是以富媚权，傍权不仁，傍权丧德。此时富贵者反而最卑贱。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去贿相府时就一反富贵者常态地很卑贱。同样，受贿的权贵斯时嘴脸也难免卑贱。

    全部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非它，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面堪称榜样的人，都是高贵的人。故我认为，辛德勒是高贵的。不管他是否真的曾是什么间谍，他已然高贵无疑了。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众人的人，是高贵的。抗洪抢险中之中国士兵，是高贵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安抚非洲灾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区，表明她反战立场的行为，是高贵的。南丁格尔也是高贵的。马丁·路德·金为了他的主张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同样是高贵的。废除黑奴制的林肯当然有一颗高贵的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颗高贵的心。人类历史中文化中有许多高贵的人。高贵的人不必是圣人。不是圣人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是高贵的人。有一个误区由来已久，那就是以权、以富、以出身和门第论高贵。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贵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它因趋利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贱。我们的心保持对于高贵的永远的崇敬，并不会使我们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实上，人心欣赏高贵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实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是活得不自然的人，也是活得不自由的人。他在人性方面不自然，在人道方面不自由，故他无愉快之时。他的脸和目光总是阴沉的。他是被高贵比死的。是的，没人逼他，他只不过是被高贵比死的。

    贵与“贱”在社会表征上相对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恰恰相反。那是在贵者虚有其表而经不起检验的时候和情况下，在“贱”者有机会证明自己心灵本色的时候和情况下。权贵对于贫“贱”应贵在责任和使命，富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同情和仁爱。贫“贱”的现象相对于卑贱的行为是不应受歧视的。卑贱相对于高贵的身份更显其卑贱。

    有资格尊贵的人在权贵和富贵者面前倘巴结逢迎不择手段不遗余力，那就是低贱了。低贱并非源于自卑。因为自卑苦其实本能地回避权贵者和富贵者，甚至也回避尊贵者。自卑者惟独不避高贵。因为高贵不是存在于外表和服装后面的。高贵是朴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极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悲惨世界》中“掩护”了冉·阿让一次的那位慈洋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当敏感，他们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贵。当然自卑而极端也会在人心中生出邪恶，那时连对善意地帮助自己的人也会嫉恨。那时善不得善报。低贱是拿自尊去换取利益和实惠时的行为表现。低贱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是下贱了。

    贫“贱”是存在于大地上的问题，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决。

    卑贱、低贱、下贱之贱都是不必用引号的，因为都是真贱。真贱是存在于人心里的问题，所以是只能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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