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这条小街真是够脏够乱的。路宽不足10米，两侧一辆挨一辆停满了各种卧车、菜农或果农开来的大卡车、小卡车、厢式小货车以及小贩们的三轮平板车。马车也是常见的。今天是星期日，有三辆马车夹在机动车辆之间——一辆满载蔬菜，另一辆满载瓜果，还有一辆载的是成袋的大米；幸而已及时罩上了雨布。那情形看去颇为荒诞，仿佛这条街上有加油站，仿佛这是一个汽油短缺的月份，一概车辆皆在排队加油；马车也不例外……

    阿伟坐的地方，是雨淋不着的。不但雨淋不着他，夏季的炎日也晒不着他。而且，只要他想坐在那儿，是可以从早到晚一直坐在那儿的。那儿是一个小区的门旁，有台阶。台阶半圆形，为了美观，向两边延伸出几米，看去像有帽翅的古代官帽。阿伟呢，就坐在左边的“帽翅”上，臀下垫块纸板。那是他合法的蹲坐之处。右边的“帽翅”，连着一家美发店的台阶。如果他坐到右边去，就不合法了，美发店的老板是有理由也有权力驱赶他离开的。当然，他若真坐到右边去，人家也断不至于撵他。他们已很熟，并且，广义言之，阿伟也是老板。

    阿伟姓赵，原名赵韦，河南农民；已婚，并有一子。他的家族成员，皆农民。他们祖祖辈辈是农民，已经十几代之久了。到他这一代，按名谱排下来，都逢上了韦字。韦字是没什么讲头的，几位盼着家族兴旺的长者一商量，就将他这一代人的韦字，加上了单立人。于是他的名，就由赵韦，改成赵伟了。伟字自然是很有讲头了，但阿伟的人生，还没沾到伟字的什么大光。

    阿伟在这条街上收废品。面前有三平方米的合法地盘，用绿色的，两尺高的硬塑板围着。硬塑板上，白字印着北京某环保部门的名称。除此之外，他还有执照。

    为这一种合法性，阿伟每年须向有关部门交六千多元管理费，平均每月500多元。

    在那“官帽”的“帽翅”上，阿伟已经坐到第四年了，多垫两块纸板，便也能够躺下，但腿是伸不开的。“帽翅”没那么长。若他躺下去，只有屈起双腿来。阿伟不常躺下，他对自己的职业形象还是挺在乎的。铁门内，有几幢20余层的高楼。楼里人家都将废品卖给阿伟。阿伟自然也是有手机的，许多楼里人家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倘那些人家积攒的废品多了，一打他的手机，阿伟转眼便会拎着麻袋和秤出现在那些人家的门口。阿伟和小区里的人们关系处得不错……

    前三年，阿伟的业务充满光明。起码，他自己是心满意足的。想想吧，一个年轻农民，在北京这一条很脏很乱的小街上，一旦取得了三平方米那么一小块合法坐守的地方，刨去应缴的管理费，一年竟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还不应该谢天谢地么？所以他总是对北京怀着几分虔诚的感激。并且总这么想——如果全中国的大小城市都能有这么照顾穷人的挣钱机会，那么中国的农民就几乎算是熬到共产主义啦！一个中国农民，不论哪个省的，即使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侍弄十几亩地，也未必就能有两万多元的回报啊！而他，几乎就是坐守罢了。这钱怎么说也算挣得容易啊！第二年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也来到北京了，他以每月300元的便宜价格租了一间地下室；就在背后的小区里……

    那时两口子对生活都开始心生出有点儿伟大的憧憬来——他们盘算过攒下多少钱便足以推到农村的旧屋盖新房了，也盘算过又攒下多少钱就可以在小街上租下一间门面，经营一种什么小生意了。那点儿伟大的憧憬需要用两个五年计划来实现。两个五年计划不才10年么？他们都年轻着，有那份耐心。

不料好景不长，今年以来，业务每况愈下。

    都是金融海啸给搞的。

    他每日所收的废报和过期刊物的封面上，几乎随时都能扫视到“金融海啸”四个字。那四个字作为黑体标题，有时大得离谱，然而他只当那是和自己无关的事。似乎，也和每日出现在这条小街上的人们没什么关系。一切摊位上的蔬菜瓜果并没明显涨价。理发的价格从8元涨到了10元，然而他并没有听到什么抱怨声。但是不久，“金融海啸”竟啸到了他这一行。虽然不曾见海，其啸却来势汹汹。一概废品的回收价格都降了一半，而那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每天，每月，每年便也减少了一半……

    某天夜里，妻子轻轻推了他两次。

    他说：“我没睡着”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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