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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树林——一个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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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村民们”如此说。而且他们竟然乐滋滋地说：“我们终于因为这儿没有一根光缆线而使电视机收视产生强烈的不良而可以走出家门，彼此走到山顶的树荫下聊天谈家常了。其中一个村民说：“多少年来，我烦透了全家人你争我夺地抢看几十个频道的生活了。一场足球比赛，竟然会有十三个频道同时转播。那样的生活，比起我现在连一个电视频道都模糊的闲情逸致不知要苦恼多少倍！现在电视不看了，我可以去钓鱼，这才叫人的生活。”
浅水滩的生活方式成了当今美国人的一种时尚，让人耐人寻味。
当“烧开水都快成为消失的艺术”了的时候，人们期待生活能够恢复到过去那种平静而又自在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
中国人的生活与发达的美国人生活还有巨大差异。中国人因此努力地向往和追求着未来。但我们实在不用等所有生活和工作用的光缆全部铺到家门前再像浅水滩的村民们愤怒地毁掉它而去刻意寻求那种原始古朴的生活。我们可以提前意识，提前行动。
梁言顺在完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代价损失寻访后，他的目光转向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的研究课题上。
过度的乐观之后，是过度的悲观，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时现时闪的一种普遍潮汐。
“照你的理论，我们在创造100元的财富时付出了40多元的巨大代价，这种发展还有多少意义嘛？干脆，让GDP见鬼去吧！”有人这样对梁言顺说。
“错。大错特错。”梁言顺绝对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GDP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提出代价问题，并不等于GDP就一分不值钱了，更不是刻意地制造人为因素去拖国民经济的快速列车前进步伐。其根本点是我们在追求GDP的指标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中的成本因素，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
“有这样的模式吗？”
“当然有。”梁言顺所说的“有”，便是他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概念时独立完成的“循环三增长”理论。梁言顺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至今并未形成一种科学的理论，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更不够。因而他提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地区，既要实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梁言顺概括为“三增长模式”：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和人口适度的零增长。
理论有时显得异常枯燥，但理论的价值常常能产生无可比拟的能量。
当梁言顺在全国一片“GDP大合唱”时，他勇敢地提出了“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中的代价”概念，而当人们一遍遍慷慨激昂地说着“可持续发展”其实又不知“可持续发展”为何物及如何采取实现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时，他的“两循环三发展”理论，让学术界和广大实践者眼前为之一亮。极其推崇梁博士理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李文华每每谈起此事，都为喜形于色：“‘两循环’思想，这种在复杂的事物和多种矛盾中，突出主要矛盾的做法，反映了发明者抓纲带目的哲学思想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具体应用。”而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教授则认为梁言顺的“三增长”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997年，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学著作为博士毕业论文获得专家一片好评。并在日后荣获中共中央党校1995—1999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经济学类第一名）。谁都知道，中央党校是个什么地方？那儿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理论家云集地呵！区区一个年轻博士的论文，竟然获了个头奖，可知梁言顺多么荣幸！慧眼识真知。1999年，梁言顺的这部学术著作很快被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亲自作序并如此评价：“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人民出版社编辑在出版前找到苏星教授，愿望他能为自己学生的这部著作题写书名。
梁言顺听后紧张起来：“我导师是自律有‘九不准’，其中就有不准为别人题字，写序和书评等，你们可不要去碰一鼻子灰哟！”
哪知，这回苏星教授一听出版社要他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题写书名时，笑咪咪地提起笔，说：“这书我愿题字。”
一个句号圆满落下。一炬圣火熊熊燃亮。
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上，一个宏亮的声音回荡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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