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而形成的主流评价，在范仲淹死后，又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此后，这个精神上的范仲淹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代代传承的“道统”的一部分。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经塑造出来，便作为无可非议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来。此时的范仲淹已与生前活着的范仲淹有所不同了。这也是历史上常有之事。某个人物一旦被赋予某种精神意义，便几乎是永远不会改变了。要说改变，也仅仅是油彩越涂越厚。例如被肯定的岳飞，被否定的秦桧等。随着时光的推移，被固定下来的精神人物被后人不断进行再加工。或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总之，神圣的愈加神圣，丑恶的愈加丑恶。这也是历史的“累层造成说”的一个方面吧。

　　从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积极参与范仲淹精神形象的塑造来看，时过二十余年，王安石与宋神宗批评范仲淹，当是属于一种私下里的议论。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对话。

　　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所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

　　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君臣二人的议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围绕着当时的变法，对以前改革的教训所做的总结。当然这种总结包括了对范仲淹的批判。然而，在范仲淹的精神形象业已竖立的氛围中，这种批判是无法拿到桌面上来的，也仅限于君臣二人私下议论而已。因为即使皇帝也不能罔顾士大夫的舆论反应。而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的王安石就更要顾及了。

　　那么，对于范仲淹的评价，王安石早年的“名节无疵”与后来的“甚坏风俗”是否矛盾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长编》所载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背景是，处于变法与反变法斗争激烈时期的王安石，对当时已形成的党同伐异的党派之争，把庆历新政前明显萌生党争的始作俑者，视为范仲淹。因此，在神宗同王安石谈到不满意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主张时，王安石借机发泄了这一番实为针对现实的抨击。意在激发神宗对反变法派的不满，以期达到打击的目的。因此，王安石的抨击，未必就代表了他对范仲淹的真正评价，也不能认为他对范仲淹的评价已经改变。

　　此外，关于“名节无疵”的评价，也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政绩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议论中，对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赞誉，全无非议。除了王安石，对范仲淹作出极高评价的朱熹也有与本文绪说援引的赞誉近乎相反的评价。《朱子语类》卷129云“范文正虽有欲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

　　那么，为什么包括王安石、朱熹在内的宋代乃至后代的士大夫又对范仲淹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呢？比如说，置身于北方金朝的著名文人元好问就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77]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范仲淹的言行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而且还契合了从北宋开始的士大夫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阶层崛起的事实。从而，范仲淹也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成为士大夫群体维护和发扬其道统的精神支柱。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同时还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后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时代价值观与利益取向来评论历史人物。因此，历史人物的真实度总与其生前有着一定的距离。正如生前的孔子与死后的孔子大相径庭一样，成为精神象征的范仲淹也与生前的范仲淹不尽一致。尽管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毕竟精神的范仲淹是从生前的范仲淹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所在。

　　王安石和朱熹都对范仲淹作出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对此，似应把他们对精神范仲淹的肯定，同他们对范仲淹生前政治行为的批判区分开来，两者不可等同。王安石接着神宗的话题，说出的实际上是对现实改革的感慨。同时，王安石所指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开了宋代大规模党争的端绪，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具体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激烈的元祐党争到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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