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更是具体地突出评价了范仲淹以名节振作宋代士大夫之功。他说：“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34]朱熹还有一段与学生的问答。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
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励廉耻，振作士气。[35]
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六援引一个叫魏象枢的话说：“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这句话颇有道理。但他仅是就勉励学业而言，而范仲淹的近名之论、近名之行，意义则更为广泛深远。起码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已有定评。在南宋前期，有个叫薛季宣的人进一步展开了范仲淹的爱名论，他向宋孝宗进言说：
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耳。诚人人好名畏义，何向不立。[36]
此外，在《宋史》卷423《陈埙传》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史）弥远召埙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
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耳。
南宋理学家黄震在《黄氏日抄》的《本朝诸儒理学书》中，引用理学家张栻的话说，“君相不当恶士大夫好名。唯朋友相切磋，不当好名耳”。
归纳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自范仲淹以来，爱名论作为一种“道统”已为宋代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宋亡之际，能出现如文天祥那样的坚贞之士，不能说与崇尚名教、砥砺名节无关。不管怎样评价，功名心对于一个人来说，毕竟构成了一种进取的驱动力。而当一个人的功名心与事业心结合在一起时，则肯定会成为积极因素。
三、“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忧患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段为人们所熟悉的《岳阳楼记》中的名言，正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自我真实写照。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而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之心，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形成。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7]此外，欧阳修在景祐元年，当得知范仲淹知苏州时，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38]欧阳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称为“有忧天下之心者”，可见，他对范仲淹这一点相当熟悉，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范仲淹少有忧患之心，当是言之有据。
范仲淹少年时期，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种职业，两条生活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宋人赵善璙的《自警篇》卷8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相位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谓公曰：“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医之技，君何愿焉，乃无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生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范仲淹的两种人生设想，一是救世，一是救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在范仲淹入仕后，这种忧国忧民意识，变得更为强烈。天圣五年时，他仅是一名大理寺丞这样的小官，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他由一己之忧，而推及天下之忧，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写下了近万言的《上执政书》[39]。针对当时各个领域中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他在述说上书的理由时说：“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做地方官，他说：“忧国忧民，此其职也。”[40]为边帅，他在因擅复西夏赵元昊书而被冤枉地降职时说：“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犹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41]在朝为谏官，范仲淹奉命视察江淮灾区，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拿回一把，带给皇帝，“请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42]。他还称赞灾区的地方官吴遵路的救灾事迹。后来，当吴遵路去世时，范仲淹专门写了祭文，满怀深情地说吴遵路“忧国忧民，早衰而死”[43]。看来，范仲淹并不是不知道忧国忧民会耗心损神，但他始终未改初衷。由于背负着忧患之心，范仲淹一生活得很沉重，很少有欢快轻松的时候。甚至在同朋友一道饮酒时，范仲淹也会联想到黎民百姓，“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44]。
宦海沉浮，也曾使范仲淹产生过急流勇退的念头。但这种很快就被他那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遏止，想到的是：“鹏鹪共适逍遥理，谁复人间问不平？”[45]
由上述可见，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是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因而，也就相当强烈而执著，“如卞生献玉，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这种执著的忧国忧民意识，正是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延伸。相反，一个对国家、对百姓毫无责任感的人，只会局于自私而可怜的一己之悲欢，绝不可能产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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