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范仲淹认为，道家的远名说，缺乏责任感。他列举了老子的“名与身孰亲”和庄子的“为善无近名”等说法，加以批驳。他说，这是“道家自全之说”，“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并不是“治天下者之意”。他说这种人“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就是说，范仲淹认为，这种无入世之意，不爱名节，明哲保身的人，毫无责任感可言，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尽力。因此，统治者不应当提倡道家的远名说。他说：“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第二，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圣人前贤一贯的思想与作风，著在经典。他从儒家经典中找出许多重名、爱名的理论，如“立身扬名”，“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疾末世而名不称”，“荣名以为宝”等等，来证明他主张近名符合圣人的思想。同时，他还列举出古代圣王名臣的许多事迹，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近名论”。他说：“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汤解网，文王葬枯骨，天下诸侯闻而归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钓以邀文王，夷、齐饿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国以求行道，是圣贤之流无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

　　第三，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推行教化的第一要事，关乎治乱兴衰。他说，“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而普通人如果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最后，他指出：“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就是说，儒家以礼教化天下，使人有羞耻之心，遵守一定的秩序规范。如果人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名节，毫无羞耻之心，那么，圣人借以教化天下的理论也就行不通了。因此，范仲淹得出结论：“教化之道，无先于名。”

　　所以说，在范仲淹看来，一个人看重和爱惜自己的名节、名誉，立身扬名，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好名、重名的一生。在当时，范仲淹可谓是直声满天下，贤名遍朝野。然而，范仲淹的好名、重名是有一定分寸的。他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辩证的认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爱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顾名。范仲淹并不是那种“卖直取名”的浅薄之辈。在他那里，近名与邀名是有严格区别的。他在一封家书中嘱咐继父家的子弟说：“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30]由此可见，范仲淹的近名，是建立在高度事业心之上的近名，好的是大名大节，而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出风头。因此，他在生前死后，留下的名是一种正直之名。此外，当这种注重个人名节对国家利益以及整个事业有所妨碍时，范仲淹认为，应当服从大局，“宜与国同忧，无专尚名节”。[31]

　　范仲淹提倡注重名节，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拨乱反正。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如自命“长乐老”的冯道，就历仕四朝十君[32]。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充满了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在舆论上也没有什么非议。后来，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宋史》卷446《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然而，时光过去了几十年，随着政局的安定，作为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所谓的“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以道家批判为中心的范仲淹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实际上，在《宋史·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33]。在与范仲淹同时，欧阳修也在其编纂的《新五代史》中，改而对冯道作了否定的评价，同样也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朱熹更是具体地突出评价了范仲淹以名节振作宋代士大夫之功。他说：“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34]朱熹还有一段与学生的问答。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

　　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励廉耻，振作士气。[35]

　　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六援引一个叫魏象枢的话说：“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这句话颇有道理。但他仅是就勉励学业而言，而范仲淹的近名之论、近名之行，意义则更为广泛深远。起码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已有定评。在南宋前期，有个叫薛季宣的人进一步展开了范仲淹的爱名论，他向宋孝宗进言说：

　　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耳。诚人人好名畏义，何向不立。[36]

　　此外，在《宋史》卷423《陈埙传》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史）弥远召埙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

　　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耳。

　　南宋理学家黄震在《黄氏日抄》的《本朝诸儒理学书》中，引用理学家张栻的话说，“君相不当恶士大夫好名。唯朋友相切磋，不当好名耳”。

　　归纳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自范仲淹以来，爱名论作为一种“道统”已为宋代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宋亡之际，能出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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