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0]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不仅充满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与自信，也等于是提醒君主，我们是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与这句话适成对照，令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士大夫之死。

　　一个叫颜见远的读书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做官，当梁代齐，他竟绝食而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伯夷、叔齐。梁高祖听说这件事之后，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11]一介书生之死，对一个王朝来说，固然微不足道，但从今天看来，则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之于朝廷，至多是一种雇佣、而不是作主的关系。而当历史步入宋代，则真可谓是“时代不同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一种势力，已经崛起，并且已经不可小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与太祖、太宗一同打天下的士大夫们，为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设计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构架。在这种政治构架之下，宋朝统治者通过科举的方式，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把视角面向全社会，汲取有用之才，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把一个农业社会中占人口比例并不多的掌握文化知识的精英大都网罗了进去。由于“取士不问家世”[12]，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读，在机会基本均等的竞争之下，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便能够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而跃入统治层，成为统治结构中的一分子。

　　入仕后的士大夫们，不再因难跳“龙门”而顾影自怜。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的改变，入仕的成功，“兼济天下”之志的再度激发，使他们以所投入的政权安危为己任，不再充当冷眼观世的局外人。这一切都铸成和强化了一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3]二十世纪初叶，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疾呼，似乎是宋代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遥远的回声。

　　宋代君主希望通过扩大科举考试能够恩归于己，并且将殿试制度化，以增强士大夫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朝廷的各种优礼政策，使得宋代士大夫十分感激君主的知遇之恩。许多由普通庶民甚至贫民出人头地的士大夫，在对国家朝廷尽忠尽力的行为中，都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报恩成分。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宋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在范仲淹的所有言行中，都浸透着一种浓厚的报恩思想。不过，在他那里，已不是简单地对君主一人报恩，而是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所代表的国家的最高利益——长治久安而尽心竭虑。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因生计无着，携其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饮食难济，一小盆粥冷冻之后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便是一天之食。[14]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读书时，生活也很艰苦，以致牵动同学中富家子弟的侧隐之心，馈以食物。[15]当时，他将自己比作贫困的颜渊。[16]然而，在登进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况便顿然改观了。政治地位且不说，仅从经济收入看，当他还仅仅是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小官时，据他自己说，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二千亩地的收入了。[17]由此，也可见宋王朝对士大夫优礼政策之一斑。因此，范仲淹从他自身这种地位与经济上的变化中，深切体会到：“朝廷用儒之要，异其品流，隆其委注。”[18]

　　“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决定了宋王朝优礼士大夫的政策。这种政策，具体讲，正如宋人吕中在《大事纪讲义》卷1序论所言：

　　取士至于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必择良日，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

　　对此，范仲淹时常萦绕于怀的是：“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19]这样的话，范仲淹不止一次地说过。例如，他说：“某孤平有素，因备国家粗使，得预班列。……每自循揣，曷报上恩。”[20]他还说：“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选善藩以自处，何以报国厚恩。”[21]

　　上面引述的范仲淹的几句话，我都是摘自范仲淹写给朋友的书信。如果说一个士大夫写给朝廷的奏疏多少有些官面文章的成分，那么，朋友间私下的书信，则大致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所以说，上述言论所展示的范仲淹的报恩思想，可以说是相当真实的，相当真切的。同时，我还注意到，范仲淹上述话语所提及的报恩对象，不是君主一个人而是国家政权这个整体。

　　自身地位的强烈反差，雄心壮志的得以舒展，这一切都造成了范仲淹浓厚的报恩思想。我以为这种报恩思想，就是范仲淹一切政治行为的主要原动力、内驱力。范仲淹的许多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与解释。

　　不过，范仲淹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来报答国家朝廷对他的恩遇的。即这种报恩思想化作了一种对国家对朝廷的强烈责任感与事业心，贯穿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在士大夫政治的构架之下，国家政权就是士大夫的政权。朝廷优礼士大夫的政策，同样也是在士大夫的主持之下实施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士大夫向朝廷、向作为朝廷代表的皇帝报恩。实际上是个人向整个集团的表忠，是政权的参与者向自己的政权尽诚。

二、“少小爱功名，欲作万人英”——爱名论

　　宋王朝的优礼政策，开科取士的一系列措施，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们压抑已久的“兼济天下”之志。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试图建功立业，以报答国家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并且光宗耀祖。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范仲淹的功名心相当重。早在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就在他的一首诗中自抒抱负：“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22]同时，他慨叹道：“风尘三十六，未作万人英。”[23]不过，他很自信：“万古功名有天命，早晚将相云汉外。”[24]他在经略西边时，满怀自信地吟出：“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25]看来，出身贫寒的范仲淹颇想出人头地，欲作“万人英”。幸运的是，以士大夫为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环境，给他提供了这种机会。

　　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当时颇有些非议。范仲淹入官的举主（推荐人）晏殊就曾告诉过他，说有人议论他“好奇邀名”[26]。宰相吕夷简说范仲淹“务名无实”[27]。曾向晏殊推荐范仲淹的另一位宰相王曾，也说过“范希文未免近名”之类的话[28]。看来，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在当时，除了有人出于恶意攻击之外，不少人也不理解或有些误解。

　　那么，范仲淹是怎样看待名节问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节观。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写的《上资政晏侍郎书》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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