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年，范仲淹再次被招还京师，判国子监。史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也。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56]范仲淹危言立朝，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史载：“公（范仲淹）尹京日，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书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疏奏，嘉纳其言，罢黜内侍。”[57]当时，吕夷简任相，颇为专权。而范仲淹“言事无所避”。这就深深地得罪了权相吕夷简。史载：“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58]这次范仲淹被贬知饶州。
纵观范仲淹的仕途，几乎就是一个屡言屡贬的过程。
面对上书言事，屡遭贬黜，范仲淹是怎样看的呢？宋人张滋《仕学规范》卷25中记载了范仲淹的一句不大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话：“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因公获罪，并不看作是犯罪。大概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最大理由正在于此。至少范仲淹作如是想。他在诗中写道：“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59]“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60]以面折廷争、日犯雷霆的言行来坚持原则，来报答朝廷乃至君主的知遇之恩，这样的忠诚，可以说是一种有别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诚。而这种特殊的忠诚，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少见。翻检史籍，比比皆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这样具有特殊忠诚的士大夫，他们以自己的忠言谠论，将统治机制无法正常反馈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决策层，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来为一个政权一次次纠偏正误。这种责任感与事业心，在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悲壮。
范仲淹的作为，不过是众多的宋代士大夫所作所为的沧海一粟。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曾因上言被贬谪三次。对此，舆论誉之为“三光”[61]，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勇气来源之一。
五、“左右天子为大忠”——皇权论
范仲淹在他的《杨文公写真赞》中有一段对寇准的评论：
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62]
“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按当时的佞臣王钦若的说法是，被寇准像赌博的孤注一样掷于澶州城下。[63]而范仲淹则把寇准这种左右天子的行为视为大忠。由于范仲淹这段话很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皇权观，因此被广泛征引[64]。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范仲淹的皇权观，作为对宋代士大夫皇权观的一个剖析。
一、范仲淹对君主的认识。范仲淹说：“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65]由此观之，在范仲淹眼里，君主并不圣明，与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时刻需要群臣加以监督规劝，补正君道。所以，范仲淹认为，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66]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儆诫君主：“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67]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要求君主，应该“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68]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希望君主从善如流，舍己从人。他举出古代的虞舜作为君主的楷模，说“虞舜以舍己从人而称圣德。”[69]范仲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皇帝想要有圣德之誉，就必须舍己从人，不要有自己的主见。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就是说，批评君主的错误不仅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自宋朝创立以来的传统。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对于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诏令，照样坚持己见，纠正其错误。因此，在范仲淹那并不长的仕途中，有着相当多的面折廷争，危言危行。
二、范仲淹对皇权的认识。范仲淹认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70]。尽管这里的“权”字，是相对于常道来说的权宜之意，但使用相同的文字，范仲淹可以说是语义双关的。因此，他这句话是在明确地说，权力对于君主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要遵守为君之道，不能做无道昏君。关于道与权，范仲淹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对于君主来说，“虚己之谓道，适道之谓权”[71]。这就等于是告诉君主，你的权力就是“适道”，在为君之道的严格规范之内，规规距距，老老实实，不可越雷池一步。那么，是不是范仲淹就认为君主一点权力也不能有呢？也不是。在范仲淹看来，君主只应当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人事权。他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虑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72]因此，按照范仲淹的观点，君主除了人事权之外，任何政事都不应亲自从事。这样一来，就无异于从理论上剥夺了君主的其他所有权力。
然而，即使是人事权，范仲淹也并不主张全部交给君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千官百辟，岂能独选？必委之于辅弼矣。惟清要之职，雄剧之任，不可轻授于人，佥谐之外，更加亲选。”可见，在范仲淹看来，君主的人事权，也仅仅限于选拔“清要之职，雄剧之任”。而选拔这些官员也要有前提。即必须“佥谐”——群众舆论要能通得过。看来，君主的这点权力也要置于群臣的监督之下，也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由此观之，范仲淹希望赋予君主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有条件的人事权。
接下来，我还想探讨一下范仲淹关于皇权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