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他的《杨文公写真赞》中有一段对寇准的评论：

　　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62]

　　“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按当时的佞臣王钦若的说法是，被寇准像赌博的孤注一样掷于澶州城下。[63]而范仲淹则把寇准这种左右天子的行为视为大忠。由于范仲淹这段话很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皇权观，因此被广泛征引[64]。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范仲淹的皇权观，作为对宋代士大夫皇权观的一个剖析。

　　一、范仲淹对君主的认识。范仲淹说：“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65]由此观之，在范仲淹眼里，君主并不圣明，与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时刻需要群臣加以监督规劝，补正君道。所以，范仲淹认为，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66]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儆诫君主：“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67]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要求君主，应该“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68]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希望君主从善如流，舍己从人。他举出古代的虞舜作为君主的楷模，说“虞舜以舍己从人而称圣德。”[69]范仲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皇帝想要有圣德之誉，就必须舍己从人，不要有自己的主见。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就是说，批评君主的错误不仅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自宋朝创立以来的传统。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对于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诏令，照样坚持己见，纠正其错误。因此，在范仲淹那并不长的仕途中，有着相当多的面折廷争，危言危行。

　　二、范仲淹对皇权的认识。范仲淹认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70]。尽管这里的“权”字，是相对于常道来说的权宜之意，但使用相同的文字，范仲淹可以说是语义双关的。因此，他这句话是在明确地说，权力对于君主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要遵守为君之道，不能做无道昏君。关于道与权，范仲淹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对于君主来说，“虚己之谓道，适道之谓权”[71]。这就等于是告诉君主，你的权力就是“适道”，在为君之道的严格规范之内，规规距距，老老实实，不可越雷池一步。那么，是不是范仲淹就认为君主一点权力也不能有呢？也不是。在范仲淹看来，君主只应当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人事权。他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虑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72]因此，按照范仲淹的观点，君主除了人事权之外，任何政事都不应亲自从事。这样一来，就无异于从理论上剥夺了君主的其他所有权力。

　　然而，即使是人事权，范仲淹也并不主张全部交给君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千官百辟，岂能独选？必委之于辅弼矣。惟清要之职，雄剧之任，不可轻授于人，佥谐之外，更加亲选。”可见，在范仲淹看来，君主的人事权，也仅仅限于选拔“清要之职，雄剧之任”。而选拔这些官员也要有前提。即必须“佥谐”——群众舆论要能通得过。看来，君主的这点权力也要置于群臣的监督之下，也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由此观之，范仲淹希望赋予君主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有条件的人事权。

　　接下来，我还想探讨一下范仲淹关于皇权与相权的辩证观。在对待皇权的问题上，从宋代士大夫的言行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现象。即时而主张皇权虚化，时而又要求加强皇权。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以前我曾分别写过关于宋祁和苏颂的文章。从他们对待皇权问题的态度上，我都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73]这种矛盾现象，在范仲淹的言行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那么，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宋代，皇权全面走向象征化的同时，作为宰相和执政集体领导的相权空前强化。[74]就皇权和相权这二者来说，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权相独裁。二者都不利于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对这两种倾向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小心审慎地权衡两端，“允执其中”，以阻止两种倾向的发生。

　　作为范仲淹，在他走入政界后，适逢朝廷中吕夷简长期任相，颇为专权，进退官员，一由己意。例如范仲淹就曾两度遭其贬放。甚至吕夷简还左右皇帝废掉了皇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同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抗争，范仲淹只能抬出皇帝来，把皇权作为限制相权的武器。面对吕夷简的专权，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主张“君道宜强，臣道宜弱”。因此，可以这样说，主张加强皇权，是宋代士大夫在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为了特殊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总的看来，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之下，包括范仲淹在内，宋代士大夫还是希望君主最好不要干涉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希望君主老老实实地呆在九重宫禁中，做他的“官家”。

　　范仲淹以及宋代士大夫皇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宋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唐末五代时期几十年的剧烈动荡，造成了一种文化断层。这种机缘，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崛起的一代士大夫得以重塑传统，再造理论。在对待皇权问题上，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也与前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唐末五代动荡的现实，几乎把“君权神授”的观念打得粉碎。而作为皇帝，也在这种现实之下，从至高无上的天子，重新走回人间。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皇权观念降低的同时，国家意识却增强了。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制则日趋完善。这种局面，使皇帝重新定位。即将其地位以新的形式再度“提高”——推向象征化。作为皇帝，其作用在于，以国家、民族的象征，来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75]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对“忠”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东都事略》的作者王称在卷98《李清臣传》中写道：“人臣以公正为忠。”就是说，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忠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皇帝本人效忠，而是体现在行为的公正上。这样的忠，更接近于忠诚、忠实的意思。范仲淹对寇准“左右天子”的行为评价为“天下谓之大忠”。这种大忠，无疑是“大公”的同义语。也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忠”转化成为对天下尽忠的“大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范仲淹，其皇权观，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折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的皇权观念，也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代结语——“名节无疵”还是“甚坏风俗”

　　对于范仲淹，王安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除了在绪说援引的范仲淹祭文中有“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样极高的评价之外，在《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又记载王安石指责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为什么王安石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从政治策略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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