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位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人到祠堂求签。他在应天府读了五六年书，成绩优异，信心满怀，想咨询能否当宰相。第一次的签词表明，他不能当宰相。他又求了一签，暗中祈祷：“不能当宰相，当个良医也可以”，结果签词还是不行。于是，他恼火了，掷签于地，慨然长叹：“男子汉大丈夫，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有什么活头！”

　　这个26岁的年轻人就是范仲淹。《能改斋漫录》记载了这个故事，也成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言的来历。

　　范仲淹二岁时，父亲范墉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改嫁给山东的一位朱姓大户，他也改名为“朱说”。范仲淹成年后，从傲慢的朱家孩子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激愤之下，发誓“男儿当自强”，要自立门户，重振范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求学。

　　虽然应天府是“公费读书”，但范仲淹生活费用还得自理，“依戚同文学”，过得十分艰难。他只能吃薄粥，深夜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醒自已，继续攻读。一个同学是应天府留守的儿子，好意送了些美食。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怪罪起来，他长揖致谢，道：“你的好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但我只怕自己一旦享受美餐，日后再也吃不得苦！” 一次，真宗赵恒巡视南京，仪式浩荡，同学们都你挤我涌，争先恐后地去观望“天子真颜”。范仲淹仍然闭门读书，说：“日后再见，也未必晚。”?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一举中了进士，得到真宗赵恒的接见，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范仲淹政绩斐然，如安抚江淮的蝗灾、修建“范公堤”等，但由于喜欢给高层“挑刺”，仕途就像乘电梯般，上上下下，几起几落。章献太后刘娥当政时，他一会儿指责仁宗赵祯不该率领百官给太后祝寿，一会儿要求太后还政，被贬到苏州；待得赵祯亲政后，他本受到重用，但又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要求改革，结果得罪宰相吕夷简，再贬饶州。

　　范仲淹是一个锐意进取、热烈执着的人，眼看自己年已五十而碌碌无为，未免有点灰心、有点牢骚。一天晚上，他看着《三国志》，突然觉得十分没劲：这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只得三分天地，“人世都无百岁”，还不如“刘伶一醉”！第二天，他叫来好友欧阳修。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手拉手到大街上唱《剔银灯》：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他到乡间散心，看到百花洲四周鲜花盛开，莺蝶飞舞，就自嘲起来：“我是到了桃花源吧？我也做做陶渊明！好笑的是，当年的理想竟是什么良相、良医！”又作了一首《定风波》，节缶高歌：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

　　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

　　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但这种颓废消极的状态还没有持续多久，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就发生了，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略大宋。两年不到，宋朝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元昊气势嚣张，扬言要灭了大宋。国难当头，范仲淹立刻忘了那个“桃花源”，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强烈要求上前线。大宋朝廷对这场战争措手不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赵祯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危难之际，赵祯匆匆召见了范仲淹，先给他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再荣封一个“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

　　康定元年(1040)秋天，五十二岁、满头白发的范仲淹，紧急挂帅，风尘仆仆地赶往西部战场。秋天的边塞，与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京都宛如两个世界：万物凋零，到处都可见断壁残垣、尸骸废墟、难民流离。范仲淹登高一望，但见斜阳下，寒霜满地，孤城默然矗立，长烟寥寥，连大雁也不想停留，呜咽着向南飞。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夜失眠，挑灯填了几首《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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