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勇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佳话：一个极具审美价值或者并不怎么具有审美价值的客观物体，由于一位诗文大家为它写了一篇传诵千古的绝妙好辞，景物的美学规格得以提升，成为人人心仪的名胜；同时，作者也更好地实现了自身价值，有的还因此奠定和巩固了在当时文坛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典型的例子，如王勃之于滕王阁，范仲淹之于岳阳楼。
    滕王阁、岳阳楼吸引了王勃和范仲淹，王勃、范仲淹成就了滕王阁和岳阳楼，而《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则使王勃和范仲淹成为不朽。在这里，物和人依托文而升华，三者密不可分，成为永恒的共荣体。但有人认为，《岳阳楼记》的景物描写，无论是“霪雨霏霏，连月不开”的雨日，还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晴景，都缺乏个性，虽然辞句精美，文采斐然，但若把它移之于长江流域的其它湖泊，如鄱阳湖、洪泽湖、太湖，也同样适用。在这一点上，不如《滕王阁序》那样，紧紧围绕滕王阁及所处的南昌的历史、地理、人物、景致，以传神之笔，描绘了南昌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和江山风月，有着很强的艺术个性。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个性是艺术的灵魂。要写出岳阳楼的特色，对范仲淹这样的诗文大家来讲，应该不会是一件难事。范仲淹完全具备这种意识、眼光和能力。有原文为证：“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如果按着这个思路下去，范仲淹是会写出岳阳楼作为“这一个”的特色的。但是，作者的笔锋却突然一转，“前人之述备矣”，轻轻地抛开了这一思路。
    固然，在范仲淹之前，写岳阳楼、洞庭湖的诗文词赋不计其数。但真正优秀的，也就是唐代杜甫、孟浩然等人的几篇诗作。在散文方面，还未曾有让范仲淹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杰作。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在文章的走向上作那么大的转折呢？窃以为，这取决于作者的写作意图。显然，作者写作的着力点并不是放在具体的写景状物上，而仅仅是将洞庭湖作为一个“环境”，来探究“迁客骚人”在不同的环境和遭遇下所持有的不同精神状态和内心感受，进而劝谕人们，要像古代的仁人志士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一篇只有360字的短文，能赢得如此高远的声誉，范仲淹该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但遗憾的是，《岳阳楼记》确有其明显的缺陷，这缺陷体现在写人方面。《岳阳楼记》中，写到的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属予作文以记之”的滕子京。据史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记载，滕子京在来岳州前后，一直是个贪官。但在范仲淹的笔下，滕子京新官上任，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便给人一种吏治清明的错觉。再加上滕子京本来是被“谪守巴陵郡”的，读者很容易将他的“政绩”和作者所提倡的“不以己悲”一句联系起来，误以为滕子京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冤屈而被贬官到岳州，而此君，还能忍辱负重，勤政廉政，堪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表率了。
    这不能不说是《岳阳楼记》的一大败笔。事实上，古往今来，许多的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欺世盗名，都是在拉名人的大旗作虎皮之下，得售其奸谬种流传的。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不远的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北有个叫张宝深的半文盲，声称自己有意念运物、隔瓶取药等方面的超人本领，自诩和被他诩为“中国奇人”。其实，稍有点常识和理智的人，是不会信这套鬼话的。但这时，一位科学界的泰斗站出来了，又是与“张大师”合影，又是为他题词，还写文章告诫芸芸众生：科学是无止境的，对事物的认知也是无止境的，不要轻易否定用目前的科学知识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生命科学”风靡全国，一时间，能耳朵识字、能发功改变蚊子性别、能呼风唤雨的“奇人异士”层出不穷，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子。直到司马南勇敢地站出来揭穿了这些把戏，这群怪族才渐趋式微。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位科学泰斗，绝不会是为张宝深施行骗术有意地推波助澜，而是无意的失误，甚至可以讲是好心办坏事，这和那些收了好处，做了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从而昧着良心说瞎话，为别人吹喇叭、捧臭脚、涂脂抹粉的所谓“名人”，在人格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名人，同样不能求全责备。但须知，“亚马逊平原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引起的气旋，到了加利福尼亚，就会成为一场摧城拔寨的可怕飓风。”名人效应犹同于此。所以，为名人者，该格外吝啬自己的臧否，否则，一言不慎，很有可能成为别有用心者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