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出家又有两种说法；一说在灵隐寺做和尚，并和中唐的诗人宋之问有过一面之缘，此时的身份已是一个老和尚。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宋之问时期，武则天已死，骆宾王的事已经平反，此时即使骆宾王不原再惹红尘，宋之问也会将此事说出来，因这无论是对骆宾王还是社会，都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而宋之问没说，倒是见于唐人孟索的《本事诗》，就已经说明子虚乌有。
另一说则是“不知所踪”。
“不知所踪”，这倒是一种最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说法。但我这里却有一个大胆的逻辑推理和人性假设；根据骆宾王在出狱时萌发的隐退山林的想法，再根据出狱后由于朝廷冷落不安排工作到楚地旅游探访的经过，以及他对范蠡的佩服和泛舟江湖的向往，再再根据赤山范蠡祠修建的迷和年代与骆宾王失踪时间的吻合，那么，唐嗣圣元年（684）赤山所修建的大安寺，会不会是同年失踪的骆宾王所修呢？？
如果是，那么，范蠡隐居之谜，骆宾王失踪之谜以及范蠡祠修建之谜都可迎刃而解了，事实上，明代以前的洞庭湖赤山，也确实是一块难觅的隐居宝地，而逻辑上，也只有这种解释才更为合理。
但最使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座在赤山岛上有着千年之久，隐藏着无数历史之谜，有极其重要研究价值的范蠡祠，竟在“文革”中被毫无意义的拆毁，而且，拆毁的理由居然是；“破四旧”和为人民服务。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多么愚蠢，并且无法挽回的巨大错事吗？？他们不知道，并且，益阳人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这里，我除了说一句；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