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阳晚报》开辟文化《观点碰撞》栏目以来，我们连续发了5篇文章，用史家记载、方志记述、地理典籍等大量史料，详尽地考证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鼻祖范蠡的出生地在宛城区。考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史书记载一脉相承。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6种典籍在6处说到了范蠡故里，统一的说法：范蠡，楚宛三户人。其中最早《史记·越绝书》载：“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吴越春秋》进一步说：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之三户之里……三谒范蠡。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范蠡是楚宛三户里人。二是方志记述连续不断。众所周知，方志是对史书的延伸和补充，是一个地方的全史，在一方地域内，比史书更具真实性。从明代始，近500年来，《河南通志》、《南阳府志》、《南阳地区志》、《南阳县志》，对于范蠡在宛城的记述连续不断。《南阳县地名志》说得更清：春秋宛县南三户里，又名橐五户，范蠡故里。这种历史的真实，已上升到了科学的真实。三是权威地理典籍记述清楚无误。《水经注校》31卷“水”载“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但在“丹水”篇中，对范蠡却只字未提。每个有史地常识的人都知道，《水经注》是郦道元在公元六世纪初期为桑钦的《水经》作注的一部地理名著，它不仅记载了1252条江河溪津，还间记了水城流经的山陵、关塞、隘障、郡、县、乡、亭及有关的历史遗迹，引用历史典籍有84种之多。近代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又耗时十多年，寻师访友，搜求明清以来所有关于该书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呕心沥血，反复研究，方校勘出《水经注校》。在这言之凿凿的权威典籍记载面前任何妄断臆测，都是无知的表现。四是佐证繁多。有唐代诗人李白的《南都行》，有清人赵士麟的范少伯故居诗，有历代的祠、庙、碑、碣，有当地老百姓的传说。更有惊人的发现：2000年5月，宛城区瓦店界中村农民在挖土时，挖出范蠡故里碑一方。该碑长85厘米，宽45厘米，上刻“古范蠡乡”四字，下款为“大清乾隆二十七季桂月立”。该碑拟为寨门门额，这块距今242年的古碑，为范蠡为宛城三户里人平添了铁的证据。
但是，淅川说都说了什么呢?只说了些大概与可能，推测与臆断。如《范蠡籍贯在淅川》（《南阳晚报》2004年12月29日）一文即是这样。该文用了一半文字说淅川有古地名“三户亭”、“三户城”，接着就进行推测，既然历史记载说范蠡是楚宛三户人，“那么这个‘三户’一定是个较高规格的基层政区‘三户亭’，绝不会是亭属地‘三户里’”，因为“有大不显小”。对此，我们已在《“三户里”与“三户城”》一文里，详述了两个不同的古地名不同的方位及关系。非常可惜的是，淅川的两个“三户”均与范蠡无关，史书记载也没有因为宛城的“三户里”层次低，而不把它定为范蠡故里。倒来了个“有小不显大。”
当时为宛令的文种是“之三户之里”去拜会范蠡，而不是“之三户之亭”。该文还说：“据考证，无论是春秋，还是秦汉时期，今淅川均在南阳郡辖区内”。在《“宛县”没有管辖过“析邑”》一文中，我们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记载说明，“宛县”不仅没有管辖过“析邑”，且秦以前根本就没有“宛郡”、“南阳郡”之说，不知道该文的作者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考证出，春秋时已设南阳郡，并管辖到淅川。
若照此说，《史记》及后来的历史怕要重写。不仅如此，该文还说：“编写国史的史官，为节省笔墨，把范蠡籍贯确定为大政区南阳，而不说小政区是完全可以的。”这实在是个大胆的假定，作者不惜把治史严谨、一丝不苟的司马迁等史学权威说成是有名无实的糊涂人，也要让范蠡是淅川人之说能够成立，其用心良苦，让人感叹。
但遗憾的是，对于范蠡故里的记载，从鸿篇巨著《史记》到历代的府、县一级志书，所有的史官或方志编纂者，均不怕浪费笔墨，从国别、县界一直到乡里，都记述得一清二楚：范蠡，楚宛三户里人。总之，不论是过去的淅川说，还是现在的淅川说，除了能证明淅川历史上有三户古地名外，既没有其它任何史书、志书关于范蠡与该三户有联系的记载，也没有关于范蠡在淅川的祠、庙、碑一类的佐证。也正因为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修志中，淅川县新方志的编纂者们，在反复考证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摒弃了淅川说，未在《淅川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