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工人体育场人行便道小棚里的作家姚雪垠，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创作《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对姚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汉避震，姚婉拒。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什刹海体校在室外大树上绑上滑车，马燕红在教练周济川的指导下，在地震期间以及地震以后，就在那棵树底下练出了绷杠转体180度和360度的绝技。

　　8月16日一早，市革委会广播车上街宣传，告诉市民可以回家了。（15日深夜的广播就说了：“北京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强烈的余震。”）人们纷纷拆除防震棚，陆续回到了原住房。有些人在室内继续倒立一个酒瓶，作为“报警器”。高校陆续开学。中小学于23日开学。
　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还在突出“批邓”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人们都忙着抗震救灾，但媒体并没有放松“批邓”和“阶级斗争”。特别强调的是“批邓”。抗震救灾也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7月28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抓批邓，促生产》等等。

　　北京媒体在北京市抗震救灾情况的报道中，也大力宣传以“批邓”带动救灾的事迹。如在各帐篷区召开“批邓”会、赛诗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帐篷区慰问的演出，都少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也密切和“批邓”联系起来。如西长安街居委会和干面胡同居委会，分别在疏散点召开“批邓”大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和孔老二的‘天命论’等谬论”。陶然亭公园疏散点现场指挥部组织群众学习，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化工厂“大家说，我们要做到抗灾不停‘批邓’，防震不停生产”。河南寨公社召开批判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反动谬论”。一农村妇女的脚伤被卫戍区某卫生队治愈后，她的丈夫“感动得含着热泪说：‘你们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雷锋式的好战士。邓小平胡说雷锋不在了，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这场抗震救灾大事的报道，媒体同样少不了宣传些“闪光语言”或豪言壮语，其中一句响亮而又令人不解的话，应该是首钢迁安矿区工人说的：“地震升一级，斗志增十倍。”

　　追查地震未能预测出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10月8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1977年2月25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中谈道：

　　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7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7月26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7月27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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