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6月，汪东兴则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起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行动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决定的，晚上我找华国锋谈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就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在1976年10月6日，作出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的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做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待。”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十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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