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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情缘忆恩师 鲁迅津门看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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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高龄忆恩师 一件小事难忘却 “鲁迅先生病逝后，爷爷几乎在每个鲁迅先生的诞辰日都要撰写回忆文章。１９９４年，是爷爷９０大寿，当时我记得爷爷很高兴，虽然语速很慢，但还是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到鲁迅先生家里的情形。”李正虹回忆道。那是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在鲁迅先生的提议下，李霁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北京成立了未名学社，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李霁野等人是最初的社员，这个社团是一个以译介进步文学为主旨的文学团体，先后出版过二十多种书籍和《莽原》、《未名》两种期刊，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在《莽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对这个社团非常关注，并经常给这些年轻人指导办刊、写文章，而鲁迅先生的家，也经常会有这样几位忘年交前去拜访。
“当时爷爷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很动情，很多的细节也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爷爷等人去鲁迅先生家里谈创作的时候，鲁迅先生家里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好招待客人的，就经常拿出罐子里装的花生给他们吃，边吃边聊天。有一次聊到兴致正浓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发现，罐子里的花生已经没有了，于是鲁迅先生的家中传出爽朗的笑声，大家继续开心地聊了下去。”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但却深深地刻在了李霁野的脑海里，到了 ９０高龄，他还把这段故事讲出来，讲给自己的家人听。可见，一如许多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接触过鲁迅先生的那些人，对鲁迅先生的品格始终无法忘却。
于是，在李霁野先生生前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了那间经常有年轻人拜访的陋室的情况，那真可以称得上是“斗室”，后墙的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棵稀疏的小树，窗下是一张木板床，却几乎占去了屋里四分之一的地方。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的李霁野感觉到屋子里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都有一种乡里的朴实的味道。
于是，在那些个寒冷的北京冬夜里，在寂静的街道上，几个年轻人从巷子深处走出来，一个伟岸的身躯站在自家的院门口目送他们远去。一如李霁野先生生前回忆的：“这印象不会磨灭 ！” 成名之作译《简·爱》 恩师鼎力助出版 提到中译本《简·爱》，就必须提到李霁野，正是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完成了这部书的足本翻译工作，才让读者通过李霁野细腻传神的翻译，了解了这部世界名著的妙处。而这部书能够出版，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鼎力帮助。
１９３０年，李霁野先生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在头两年，爷爷忙着教学和行政工作，自己的翻译工作停顿了一些时间，后来冯雪峰给爷爷写了封信，提到了鲁迅先生的谈话，‘霁野当了教授了，就不努力翻书了。’当时是 １９３２年秋天，爷爷正好准备翻译《简·爱》，就连忙给鲁迅先生写了封信，说自己正在翻译这部书，翻译完将寄给他看，鲁迅先生听后很高兴。”
那些日子，李霁野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翻阅这部世界名著，译本翻译后，曾经给过某出版社，但一拖就是两年没有出版。“鲁迅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把爷爷的书稿介绍给了郑振铎先生。 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在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４期开始连载，并在１９３６年印行单行本。茅盾在阅读这个本子后，还专门对爷爷的译本提出非常细致中肯的分析意见。”
李霁野的译作《简·爱》，是第一本完整的中译本，它的问世奠定了李霁野文学翻译名家的地位。这部译作中，李霁野忠实原文、流畅的翻译，达到了翻译著作“信、达、雅”的最高境界，同时还配有评述论文以及翔实的作品产生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译作非常少见。但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提携，这部译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读者见面。 恩师遗愿厘沙路 毕生寻找终得成 “爷爷去世前，曾经为一个菲律宾诗人的译作专门写过一篇序言，那时爷爷已经９０多岁了，不能用笔写字了，就口述着，由家里人代笔。我们感到很奇怪，等到序言写完了，我们才知道，爷爷是为了完成鲁迅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
早在未名学社成立之初，这个以翻译进步作品为己任的社团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提携，当时鲁迅先生经常与李霁野等人聊天，谈及一些国外的进步诗人和作家以及作品。“当时，鲁迅先生曾经嘱咐爷爷寻找菲律宾诗人厘沙路的作品，他要翻译出来，但直到鲁迅先生去世，也没有完成这个心愿。”１９３６年 ４月，当李霁野从欧洲回国时，路过上海，拜访了鲁迅先生，这竟是师生二人的最后一面。得知鲁迅去世的噩耗，怀着巨大的悲痛，李霁野开始了寻找厘沙路作品的漫漫 ６０年的历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已经９０多岁的李霁野在寻找了数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厘沙路的作品，并找人把作品翻译出来，自己口述了序言。
（摘自《城市快报》 记者 张博）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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