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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下的办公室画着他的图纸；要么在繁星满天的午夜，还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要么为了外面的应酬，和那些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觥筹交错。大醉后是他痛苦的内心。
我知道，他其实内心里是文人。他也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啊。现实的残酷就是要将那个美好的理想撕裂了，展现在人的面前。他自己打的那副木头书架上，满满一排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都是我少年时候的启蒙教材。中学时候，我就捧着父亲学生时候做了满满标记的《中国文学史》一路读过来。我喜欢父亲飘逸的字体，我喜欢他的坚强。
这些年，县里的城市建设搞得很快。每次盖新房子之前，是要拆旧房子。很多旧房子都是建国之前盖的，年久失修，拆迁难度很大。每每到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父亲总是用权威命令手下人后退到安全地带，他留在现场做最后的查看和指挥。一次拆迁，一栋老房正堂的朽木大梁都已经摇摇欲坠，在寒风中吱呀地响着。肃杀的气氛吓得路旁看热闹的人都有些胆寒。可是还有一个部分父亲没有检查到，他坚持还要进到里面去看看。一个年轻后生顾及他的安全，跟他争着去。父亲火了，给他就是一巴掌。
我理解父亲，他的牛脾气，认准的死理，谁都拉不回，这点像他的父亲。那个受了委屈的兄长也理解：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不是每个人都能作出的选择——其实平日里父亲对他们好着呢，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在事业上的成长，平日里悉加点拨，一有机会就让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一番。那个受了委屈的兄长，刚刚跟随父亲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短短几年历练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
父亲是大福之人，鬼门关前都转悠了好几回了。一回是在办公室加班，冬天生炉子煤气中毒，幸亏发现的早；一回是午夜从工地回来，被冒失的小青年骑车撞倒，后脑撞了大口子，昏迷了整整一天。后来听街上的人跟我比划，血有那么多-----唉，母亲嫁到我们家之后，就没有过上几天不为父亲担心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就不怎么直接管我的事情。他总是说他来“身教”，把“言教”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但是他对我，仍然是非常严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毫不含糊。稍一违规，便是皮肉之苦，特别在我有了些许成绩就开始洋洋自得的时候。
想想小时候受过的刑罚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跪过衣板、打过耳光、吃过毛栗子等等等等。太祖母和祖母心疼，见状都要来“劫法场”，将我抢下，帮我说情。唉，但是她们说话没有《红楼梦》里的老祖宗管用，她们越为我说情，父亲打我的手就下得越重。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永远记住这些教训。“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父亲希望我永远做个实在的人，从小就不要为浮华所迷惑。记得在家的时候，父亲告诫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狐狸尾巴又翘起来了吧？”
十八岁之前跟父亲的交往，感觉是我被打的时候多，被平和的言语教育的时候少。我不怪他，我知道，他是徽骆驼，他身上是徽州人的牛脾气。徽州当家的男人是相信，不打不成器的。今天想来，我还颇为怀念当时的被揍：噼里啪啦，地动山摇，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父亲心情不坏的时候，也喜欢和我开玩笑，完全没有了平日紧缩的眉头和冷峻的面孔。这个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言语“报复”之前他对我种种非人的压迫，而他乖乖的“束手就擒”，任由我在他头上“做窝”。我们父子两个，这个时候真是“没大没小”。母亲则嗔怪父亲“做老子没有做老子的样子”。
这个时候，父亲是最开心的。他开怀一笑，就露出年轻时候在篮球比赛中被人撞掉后重新镶的假牙——那时候，他是“建工系统”篮球队的“拼命三郎”。也只有这个时候，父亲忘却了无穷的郁结和烦恼。
他还往往自豪地向我同学介绍我们是亲密无间的两兄弟。看起来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其实我们同学都清楚他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一直在心灵深处默默地坚守着他的人生法则。
有阵子，因为种种人事的纠葛，父亲在原来的单位呆着很憋气：倒不是为了和他人争夺一些蝇头小利，难过的只是人家在背后捣鬼和掣肘使得父亲做不了事情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我知道，父亲是要做事情的人。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不能真正地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事情哪怕再苦再累他也是快乐的：更早的时候，父亲就是因为主管另一个效益更好的单位，但整天无所事事，读读报纸喝喝茶就下班了。父亲很痛苦，辞了那头的职务回来。
后来县里主管部门赏识父亲，想把他调到另一个效益更好、前景更好的部门去，对父亲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父亲也下了决心：“转会！”
就在父亲去原来单位办理相关调动手续，就要离开的时候，公司里的老工人、年轻工人都来了，几百号人齐刷刷的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来送父亲一程。有的老工人动了感情，眼睛红了，握着父亲的手，哽咽着对父亲喊道：“松南，留下来吧！”最后人群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松南，留下来！”“松南，不要走！”“松南，我们还一起干！”唉，到最后，此起彼伏，就成了集体的呼声了。我不知道此情此景下的父亲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但最后，父亲还是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母亲跟父亲呕过好几天气。
每年的年关，是父亲最难过的日子。他要给手下百多号人能过上年四处讨债，但是四方求爷爷告奶奶也收效甚微。唉，谁让现在“杨白劳”比“黄世仁”牛呢？母亲多次劝他，上了岁数了，就不要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在工地上冲锋陷阵了；再说，也可以适当转轨，不再吃建筑这碗饭。这个时候，父亲往往很愤怒地回答：“你们妇人家懂得什么？”
我知道，父亲是极其讲究“责己”的人，他考虑的更多的是手下跟着他做事的百来号人能不能有饭吃；他们能不能过上一个舒心的新年。
另外，他也跟胡适先生一样，“爱惜羽毛”。他要始终证明给休宁县人看：他一定是最完美的，他永远不会放弃！那时候看甲A，父亲最喜欢国安的口号：“永远争第一。”我想，这就是他供奉的圭臬。
很难得，也很庆幸，但更多的是自豪：我的父亲身上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父亲给我最好的礼物。
高考填志愿时候，我想报光华，父亲执意我上国际政治，说希望我当外交官，赚钱不是人生的追求。唉，我就稀里糊涂地来了国政系，稀里糊涂地喜欢上了国政系，现在也要稀里糊涂地继续上国政系的研究生。在我即将面临人生中又一次选择的时候，父亲说出国不好，坚持我去考外交部。唉，徽州人阿，介于出世入世之间，骨子里还是要入世。
十八岁那年上北大的那个晚上，父亲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句：“到那边，什么都要靠自己了。”火车开动了，父亲在月台上不停地挥手。我瞥见他鬓角的白发，被夜风吹起。
（六）
如果我现在或者将来，有一丝一毫他人或许还能接受的脾性和态度，我要感谢我的母亲。
母亲是典型的徽州女人，温良贤淑。母亲嫁到父亲家里约莫有20多年了。我眼里，母亲秉承了徽州女人所有的好品行：没有和父亲家的长辈争过一句话、红过一次脸，若是有委屈的话总是自己默默地放在心里。
古时候的徽州女人是要按照《朱伯庐治家格言》的要求来持家的：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睡，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多年之后，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才发现多少年来，母亲持家，莫不如此。我知道，母亲是徽州女人。
小时侯，我在家里挨父亲打的时候，母亲总是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要好好教育儿子，维护父亲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阻止父亲“该出手时就出手”时的风风火火，dilemma阿。我每被打过一次，嚎啕大哭之时，母亲的眼圈也每是红红的。
父亲工作忙，每日早出晚归，烦恼也多，未到50已早是满头华发，有时候受的鸟气因为一些小事就在家里发，年少气盛的我，有时候也免不了和父亲发生冲突。每每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呵斥我:“不许这样对你老子说话。”严厉的言语下，我看到的仍是母亲红红的眼圈。
中学时候在休中上学，过的是六年住校的生活。每到星期的中间，星期三四的样子，母亲总要在家里做上一些可口的饭菜，骑车走10多里路，来学校看我。母亲一边看着我的狼吞虎咽，一边关切地问我：“老师上课讲的你都能听懂吧？”“能跟得上班级吧”―――这些问题我当时听来极为ft，始终名列前茅的自己怎么会跟不上班级？
现在细细想来，二十多年来，母亲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的是：做人的本分和低调。仍然记得当日母亲经常告诫我的那句话：不要以为自己是第一，其实你永远是第七！
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的文凭。他们那个时代的高中，也没有怎么正经地上课，都上山下乡去了。母亲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也早已忘却了孔子、孟子。但她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她的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是我“冠礼”之时最好的礼物。
想来自己也颇为幸福，当我不再是一个扎扎乎乎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左手边是父亲给我的礼物，礼包上写着“理想”；右手里是母亲的馈赠，里面包着的是“质朴”。
千里之外的母亲下岗差不多有5年了，自从拿过县里一次性发放的买断工龄的一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上岗过。不过这样也好，平时家里的事情也够她忙的了。只是到了每天晚上的时候，才会和院子里的大婶出去压马路，也就是散步锻炼身体，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了。回家的时候，我也陪她们压过几次，也拿着板凳在电视机前和她一起看《橘子红了》。
大二时候要在暑假进藏游历，母亲很急，做了我很多思想工作，甚至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最终，我还是去了。今天依然记得当日乘坐从西宁到格尔木的列车，午夜时候路过德令哈，海子笔下《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对母亲的那份牵挂和歉疚，在自己命名的《青藏札记》的笔记本上，我提笔记下我的心声：
妈妈，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妈妈，我今夜只有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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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母亲说，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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