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创新的品格，同样深刻地反映在徽州学术上：
朱熹的义理之学，革了前世辞章之学的命；戴震痛斥“以理杀人”，又革了同乡先贤朱熹的命；胡适留洋回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又革了旧文学的命。他鼓吹“全盘西化”，又把手术刀对准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暗疮。

（三）

在徽州人眼中，读书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徽歙之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士农工商，商为最末。从商，实在是中原贵胄后裔的徽州人无奈的选择。他们骨子深处的，还是怀念他们当日在中原时候的优雅，自然而然地推崇“学而优则仕”。因此，他们的生意做得越大，事业越成功，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分裂和无奈就更加剧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希冀他们实现父辈的理想，光耀门楣。因此，他们如此关注子弟的文化教育，用在外辛苦挣来的钱财，回乡延聘名师，修缮书院，兴办义学，让同乡同族的子弟接受朴素的“义务教育”。
即便考不中功名，徽州商人对子弟在文化和教育上的重视，也使得作为一个群体的徽州商人拥有了一个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从这个层面看，徽商的“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不是虚言。反过来，沾了些“文”气的徽州商人，在生意场上，就很自觉地摒弃恶俗的“铜臭味”。超越了大款、暴发户心态的徽州商人，在生意场上，就有了更多一分的自信和豁达。

徽州贫瘠的土地，也使得那个时代的徽州人除了从商，往往还将科举作为改变他们命运的另一种方式。同时，徽州商人崇儒的风气，又极大影响了徽州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诉求。
他们发愤苦读，为自己、为家族博一个功名。在徽州，秀才是不起眼的，举人也不足提。只有殿试录取的进士，才上得了牌坊这个光荣榜，立在村头世世代代受族人瞻仰。有清一代，就在十户之村的琅琅书声中，徽州府出了十八个状元，排在苏州府之后位居全国第二。但是若论县计的话，休宁县从南宋到清朝，着着实实出了十九个状元，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徽州人介绍自己故乡的时候，会自豪地提起：这里是朱子的故乡，是戴东原的故乡，是詹天佑的故乡，是胡适之、陶行知的故乡------

同样在西递，在履福堂，我们读到这样的对联：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四）

明清时候同样是商品经济的重镇，同样是文献之邦，但苏州可以有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绍兴可以出徐文长这样的狷介之士。但如果做个假设，把这两位才子放到徽州，则是世人不敢想象的了。
徽州人的性格里面，很少有剑走偏锋般极端的成分。虽然说如此这般，似乎便是符合了“中庸”的要求，但这样一来，便使得徽州极少出真正的文学家。恕我愚昧，印象中似乎徽州就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文学走到高处，走到极至，就是要揭示人生的矛盾、冲突和无奈的，尽管它给人以深深的悲剧意识，但它揭示的那种无奈和断裂感，其实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人生阿！在这个世界上，青年人饱含理想，但又无时无处不身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割裂和冲突之中。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这就是真实的美，无奈的美。文学就是用种种方式揭示这种美，这种人生中悲剧的美，它的顶点便是以叛逆的形式出现。
虽然都崇尚文化，但徽州人的文化信仰深处，大大的写着一个“礼”字。“礼”的影子中，文字是要讲“文以载道”的。所以，这样的“浩然之气”之下，是驳斥佛老的，是决计不会叛逆人生的。我这里这样讲，并没有任何褒贬的心态，只是客观的将这个事实摆出来。

徽州是程朱阙里。朱熹是孔子之后的儒学集大成者。他的出生地和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在福建，但他籍贯是徽州婺源，他一直愿意说自己是徽州人，也曾三次不远千里回到徽州来扫墓、省亲、讲学。今天我们翻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话，还可以看见他的落款：“新安朱熹”。
以大小二程子、朱子为骄傲的徽州人很自然地服膺他们的学说。休宁茗洲地方的《吴氏家典》中写道：
“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

今天徽歙土地上存留的一座座的贞节牌坊，以往被反封建的斗士抨击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而现身说法；现在则被发现了它的旅游价值，据说还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但我想，正如今天没有必要扬弃对历史上“新安烈女多”的丑陋现象的批判，来高声歌颂徽州妇女的节烈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而忽视了传统中的精华。
我想，程朱理学里面“存天理，灭人欲”对世俗的普通人而言，太难了。人生毕竟是很精彩的，普通人毕竟要过生活。但，同样是程朱理学，它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任何时候都不会错，不会过时。尽管徽州程朱理学传统中有糟粕的遗存，但其中更多的仍然是礼，是做人的规矩，是“诚信”。这一点，在现代化中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对胡适先生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我想，这多是在学术和政治层面。但在胡适先生对待朋友、对待弟子、对待素昧平生的人之热诚这点上，多没有异见。胡适先生很清楚地将“贵有疑”在为学和为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野：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先生这样铮铮铁骨之人可以成为他的挚友；徐志摩这样的风流倜傥之士尊他为“胡大哥”；他“不苟且”的教诲，罗尔纲先生五十年后仍感慨适之师“煦煦春阳的师教”；他热情地称台北街头那个热心民主政治的引车卖浆者为他的“小朋友”，并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一代代年轻人，都喜欢胡适。我想，并不全是因为他自由主义的主张。适之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更多的是他的老实、他对人的热诚、他招牌的微笑和“以天下人为友”的胸怀。
我想，这点上，他是师法徽州先人的。徽州后人，也要师法适之先生。

（五）

进取、创新、崇儒、知礼，这是徽州人的品格。前两个特点，是徽州人“放眼看世界”的一面，是他们探索新知识，开拓新事业的一面；后两个特点，是徽州人珍视传统、珍视殄域的一面，是他们和乡土徽州丝丝相连的一面。这两个方面，一动一静：一端连着变革，一端牵着传统；一端强烈地要越出大山窥探外面世界的精彩，一端却又同散发着青草味、泥土味的乡土徽州唇齿相依。
他们性格的这两端，尽管动的一端怀着一种极大的冲动去吮吸外头新知识、新思想的甘霖，但在静的另一端的gravity作用之下，他们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纳，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徽州本土的传统学风为参照系，有选择地吸收其中同他们传统性格发展脉络相吻合的新知识、新范式。他们在外头的思想世界中闯荡了一圈，最终仍是要在那静的一端的gravity作用下，回归徽州乡土。
就像胡适先生，外人不了解的，以为他就是提倡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其实他同样也讲“整理国故”，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看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始终逃脱不了徽州乡土学术传统的藩篱：
新文化运动，他提倡白话文。文字学、语言学，属于旧学的小学功夫，清代徽州朴学的主流。
他喜欢考据，考《红楼梦》，考《水经注》，仍然是徽州朴学的考据之学。或许，其中所强调的“拿证据来”，同现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仍然是有许多神似之处。
他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讲究“一点一滴做起”，实质上仍然是徽州朴学“不苟且”的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行进中的现代化中的问题种种，到头来仍然要“礼失求诸野”。
西谚有云：ever ancient, ever new。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徽州性格的动静两端，也是如此，用中国古语言之，就是：与古为新，推陈出新。

这其中，徽州女人是伟大的，她们是代代徽州人在外闯世界最美丽的精神家园，她们是代代徽州人最好的家庭教师。她们的贤淑和慈爱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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