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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联起源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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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联起源的一些思考 时习之 关于对联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恶人谷珠楼对此的网上调查竟然提供了从殷周到明清共七个备选答案，由此可见一斑。春节无事，看了一些书，查了一些资料，想了一些问题。把东鳞西爪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各位探讨。
一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第一条就写著名的“余庆”“长春”联。文字不长，照录在下面：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段话其实还包含着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信息。
首先，“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是梁章钜的老师“纪文达师”即纪昀的观点，而纪昀是清乾嘉时期的大学者，据《清史稿·纪昀传》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可以说纪昀由于工作需要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古籍（包括后来因为没有收进《四库全书》而失传的古籍），“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这句话由他口中说出来，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以纪昀的博览群书，以乾隆时期古籍之多，尚且没有发现更早的关于对联的记载，现在的几个“专家”动不动就“发现”了，“突破”了，真是谈何容易！
其次，“余庆”“长春”一联是出现在“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查查历史资料，可以知道后蜀归宋是在公元９６５年（后蜀广政２８年，北宋乾德３年），由于阴阳历的差别，其“前一年岁除日”实际也已经是在公元９６５年，距公元９６０年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灭亡和北宋的建立已有５年之久。因此与其说这是五代联，倒不如说这是宋代联更符合事实。
二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第二条写的是“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吾闽人也。一日，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
梁章钜在记载前代对联时，大多注明出处，但这一条却没有注明。其实这一条出于《五代史补》，内容是：“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浪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五代史补》的记载与梁氏的记载相比有一些出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五代史补》明确记载时间是在“广顺初”，广顺是吴越王钱俶的年号，即公元９５１～９５３年之间（广顺只有3年），早于孟昶“余庆”“长春”一联１０年以上，而且当时北宋还没有建立，是真正的五代时期。二是《五代史补》只说“契盈对曰”，没有说“契盈因题亭柱”，就是说契盈只是口说了一个七言对仗句，因此是联是诗就大可存疑（《全唐诗》就以“句”的形式将这两句加以收入），说这是“最早的胜迹联”也失去了有力的根据。
三 清人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学编》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考宋（按：应是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对此，认同的，不认同的，存疑的观点都有。其实谭嗣同既然用了“考”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元人《诚斋杂记》有类似的记载，或者就是谭嗣同所本）。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文中并没有说明“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这十个字是怎样题在门上的。是写在一起贴在一个门扇上的呢（这样相当于贴了一张“请勿打扰”的告示）？还是写在两张纸上分贴在两个门扇上的呢（这样就是贴了一副对联）？而这十个字是不是对联的关键正在这里。幸好有其三妹刘令娴的续句，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如果刘孝绰的十个字是按第一种方式贴的，那么刘令娴是续在同一张纸上，结果形成了“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样一首压韵的五言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刘孝绰的十个字是按第二种方式贴的，那么刘令娴就是在两张纸上分别续上五个字，结果形成了“闭门罢庆吊，落花扫仍合；高卧谢公卿，丛兰摘复生。”这样每边两句的一副对联，可是这样还象对联吗？可见刘孝绰的十个字是不可能按第二种方式贴的。
四 目前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被称为“唐联”的对联，大概有三十多副。经过现实联界和网络联界多人的考证，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否定，如所谓的李泌对张说联“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其实是“赋方圆动静”而非对联，张说先示范，李泌依格式赋。所谓的唐江夏王李道宗题江夏灵泉寺联“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夜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经考证灵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后一百多年。所谓的唐太宗李世民题晋祠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其实是后人集杜甫诗句而成的集句联，不可能出于李世民之手。所谓的郑谷题钟祥莫愁湖联“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其实是清人题南京莫愁湖水阁联，而且“西子”是宋代以后对西湖的称呼，唐人郑谷也不可能写出“一片湖光比西子”的句子来。另有一部分其实是作者（或他人）的诗文，即使后来被人用作对联，也未必可以称作唐联，如所谓的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侵阶溅舞衣”，杜牧题汉阳渡口联“残灯明市井，晓日辨楼台”，陈蓬自题居所联“竹篱疏见浦，茅屋漏通星”，骆宾王题杭州西湖韬光观海联“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骆宾王对宋之问联“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王感化题怪石联“草中误认将军虎；山上曾为道士羊”等都是收入《全唐诗》的诗句，而所谓颜真卿手书联“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则是其《奉命帖》中的文字。从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现在的某些“专家”们在“发现”和“突破”时是多么浮躁，多么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
五 探讨对联起源问题，其实也就是探讨对联发展史，应该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不能离开历史学的方法。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确认，如果没有可靠的实物（比如出土的遗址、甲骨文、竹简、青铜器等等），至少应该有当时人或稍后时代人的文字记载，而且不能是孤证。如果只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文字记载，而没有其它可以佐证的史实，是不能确认为历史的。正如我们并不将盘古氏开天辟地看作历史一样。而目前某些“专家”们所“发现”的相当一部分“唐联”所依据的就是诸如清代的地方志和家谱、现代的“地方文史资料”和报纸甚至某位老人的口述，而且全部是孤证。统计了一下，在目前这些“唐联”中出于地方志的有８副，出于家谱的有２副，出于地方文史资料和报纸的有４副，出于老人口述的有１副，加起来几近总数的一半，其可信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其中就包括本文第四节所说已经被否定的“唐联”）。在没有其它足以确认的事实相佐证之前，还是不要迫不及待地把它们认定为“唐联”的好。
六 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和生物进化史上一个新的物种的出现应该是有其共同之处的。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出现，需要有适合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应该是有足够数量的种群而不是单一的个体，代表其新物种的特点应该能够通过繁衍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对联，那么西晋的“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不能算对联，梁朝的“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也不能算对联。道理很简单，就如同某一只古猿偶而直立行走了几步不能算人类起源，白虎不能算虎的一个新亚种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律诗还没有出现，除了骈文，还没有必须使用对仗的文学体裁；在实用方面也没有人们在各种建筑物的门上、柱子上、墙上张贴或悬挂对偶句的任何记载；而关于类似上述那样的单独使用的对偶句的记述在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内也极少见于史籍；因此说对联的起源晚于魏晋南北朝应该是能够站住脚的。
七 律诗在唐代的出现、定型和大发展为对联的产生准备了极好的条件。唐代以诗取士，这就象如今的高考指挥棒一样，迫使无数的读书人去学习作诗，可以说唐代的文人、官员无不能诗。由于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为了学习作诗，对课应运而生，大量的对仗句作为对课的作业而单独存在；在作诗的准备过程中，灵感来时的佳句被即时书写下来，相信在李贺的锦囊里，以对仗句形式存在的诗句一定占了相当的比例；在律诗的创作过程中，单独对颈联和颔联的长时间思考也并不鲜见，例如贾岛的“推敲”之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正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写照；在欣赏律诗的时候，人们也会单独挑出其中最出色的一联来，张说对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欣赏，顾况对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的欣赏就都是如此，这些被单独挑出来欣赏的佳句也会脱离全诗而单独流传。虽然这些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单独存在的对仗句已经具备了五、七言对联的一切特点，但它们仍然是诗而不是对联，就象我们不能把蝌蚪与青蛙分成不同的物种那样。但正是这些大量存在的对仗诗句，为对仗句的单独使用孕育了条件，对联就象足月的胎儿是必然要瓜熟蒂落的。随着对仗句一次又一次被偶然地单独使用，对联的出现就成了一种必然（酒令也可能是单独使用对仗句的另一种形式，这里不作进一步的探讨）。把中唐到五代时期称作对联的萌芽时期，应该是比较合理。
八 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对联的发展也不能例外。从单句联到多句联，需要一个必要的发展过程。多句联不可能早于单句联出现，甚至不可能与单句联同时出现，就象在哺乳动物还没有大量出现的地层里不可能发掘出猿人化石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事实能够证明灵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后一百多年，所谓的江夏灵泉寺联“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夜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也不可能是与李世民同时代的江夏王李道宗的作品，除非主张者能够证明了早在隋代甚至南北朝就已经有了相当数量和相当水平的单句联和两句联。据于同样的理由，所谓的林嵩自题草堂联“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颠。”也十分可疑，更何况所依据的仅仅是一部清代嘉庆版的《福鼎县志》。
九 在明清时代，对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个时代的人们从小就看惯了门柱上、墙上到处都张贴或悬挂对联的情景，多数人自然就会形成“对联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这一点从明清人所写的前代小说中可以得到印证。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描写镇元子的五庄观“二门上一副春联”是“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这是写的唐朝贞观年间的事。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写小蓬莱泣红亭有对联是“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座上无”，这是写的武则天改唐为周年间的事。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探春房里有颜真卿所书“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一联，这是说的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７０９年）至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７８５年）之间（即颜真卿在世期间）的事。施耐庵在《水浒》中写到江州浔阳楼门边柱上有“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十个大字，这是写的北宋宣和年间的事。北宋虽然已经有对联，但还处在一个逐步普及和逐步增加对联种类的时期，商家使用对联还没有见于正式的记载，这一点从没有人在大量的宋代话本中发现对联，也没有人从《清明上河图》中发现对联可以反证。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明清时代的人大多数对于对联起源于什么时代是不甚了了的（除非是对此作过专门研究的），而一般地方志的作者特别是县级地方志的作者其学问见识还远在上述几位大作家之下。因此单纯地依赖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来“发现”几百上千年前的古代对联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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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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