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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猛相济

《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与弟子们从泰山旁走过，见一位老太太哭得十分伤心，便派其学生
子路前去询问。子路问道：“您哭得这样悲痛，好像有十分伤心的事情。”
老太太说：“是，从前我公公被老虎吃了，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我心爱 的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说：“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里呢？”老太太说： “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告诉身边的学生说：“学生们记住，苛政比老 虎还厉害呀！”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
孔子坚决反对苛政。他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应宽之，惠之，信之，恭之，敏 之。他的学生子张曾问他如何才能算作仁，孔子说：“能行恭、宽、信、敏、 惠五者于天下的人就是仁人了。恭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拥护， 城实就会为人信任，勤敏就会提高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人。”
　　孔子的宽民、惠民思想还表现在他坚决反对与民争利上。他的学生冉求 帮助“富于周公”的季氏“聚敛”财富，他极力反对，甚至不惜断绝师生情 谊，要求学生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当鲁哀公问其学生有若，年景歉收， 财政不足，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时，有若告诉他，用十一之税，鲁哀公回答说 现在已经用了十分之二的税收仍然不足。有若严正指出：“百姓足，君孰与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就是说老百姓丰衣足食，君难道还担忧不 足吗？老百姓缺食少衣，君的富足又从何谈起呢？有若的这些话，反映了孔
　　
子的藏富于民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正是因为要藏富于民，故而孔子才坚决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要求统治
者“博施济众”，并主张减轻百姓的徭役，做到“散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二者合起来，就是他著名的“养民也惠”、“使民以义”的 思想。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但他认为道德教化应建在百姓富足的基础 上。《论语》曾说：孔子到卫国去，其弟子冉有为随从。孔子看到众多的老 百姓说：“人可真多啊！”冉有问：“既然人已经很多了，下一步该如何呢？” 孔子说：“使他们富足起来。”冉有再进一步追问：“既富了，又该如何？” 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在孔子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教化应 以生活富足为前提。足见孔子的德治主义并非是抽象的道德主义，更不是虚 幻的道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现实的道德主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尤为可贵的是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子贡向他请教 治国方针，他回答说：“有充足的粮食，有强大的军队，老百姓就信任你了。” 于贡问：“万不得已，必须在三者之中去掉一项，那应首先去掉什么？”孔 子说：“军队。”子贡又问：“万不得已，必须在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 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说明孔子充分认识 到，一切富民、惠民、宽民，博施济众措施最终是要取信于民，不能取信于 民，一切都是徒劳的，只有取信于民，国家才有立足之处。
孔子的这一思想为战国时代的儒者孟轲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
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权者应“忧民之忧”，“乐民之 乐”，“省刑罚，薄赋敛”，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丰 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把这一思想称之为“保民而王”。孟子的“仁 政”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其中不乏民主思想的闪光。

3．德刑关系

　　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倡导德治主义，但他并不反对刑罚。不过他认为只 讲刑罚并不能使老百姓心悦诚服，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
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似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这是说仅靠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人民，只能使人民免于犯罪， 但并不能使老百姓有廉耻心；如果以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约束人民，人民 不仅不犯罪，反而能自觉维护等级制度。在孔子看来，德治比刑罚更为根本， 如果说刑罚能消祸于已发，那么德治可以防患于未然，刑罚只能治标，德治 反能治本。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孔子坚决反对滥杀无辜。当有人说：善人治理国家， 连续百年，亦可以克服残暴，免于虐杀。孔子听后，大加赞赏，连说：“诚 哉是言也。”当有人问他如果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呢？孔子说：“治理 国家，何必要杀戮呢，只要当权者自觉向善，老百姓也就向善了。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向往的政治是仁治，故而，他极力 反对刀箭式的统治，反对对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在他看来，仅仅靠军队， 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征服人心。当统治者为淫威的一时奏效， 而弹冠相庆之日，正是其民心丧尽之时，种下的祸根远非表面的胜利所能比 拟。
　　
　　他不仅反对滥杀无辜，而且他也反对残酷的刑罚。孔子时代，有一种惩 治犯人的办法，就是一旦有人犯了法，就被砍去一只脚。有的地方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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