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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兼论对《游褒禅山记》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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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这真好佩服她健忘的功夫了，否则只能是一个继续着自己的愚弄读者的把戏了。至于所谓的“同义反复”，大概是要圆她的“增字不增义”吧？什么是“同义反复”呢？比如说，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是一个同义反复。
这位作者接着说道：“‘教学用书’力言：处处照应上段叙事，突出‘有志’为中心，却是不实之赞。上段叙事根本回避自己有志无志，何处有过照应？这里首出非‘志’不能，紧接‘有志矣’，又立即叉开言‘然力不足’亦不能，再又叉到‘而无物’亦不能，步步节外生枝，何得谓‘突出中心’？至于‘志’‘力’‘物’，更被编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三事分立并列而谓：‘阐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辨证关系’‘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十分严密’……竟连颂扬经典哲学的动听赞词都贴上了！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次则身体许可，再带上必备之物这点经验，游人尽知，不游也懂，何须搬弄高深哲学？与游不游褒禅山又有什么要紧关联？且王安石与四人既有意游山矣，力又足、火尚明，是志、力、物三者俱足，‘规律性、能动性’皆备，竟出而废游。此游的事实是检验‘志、力、物论’诚伪的唯一标准，废游岂非‘规律’破产、‘能动’未动，‘必要条件’实未必然也，胡吹些啥？此游成败与有无‘志、力、物’无干，议与事脱节；大书三字为了故作深思状，全属无的放矢；三字非深游亲得，纯系面壁想当然而出，乃不争的事实。这等与事无据、把常识装扮为真理的议论，无助启迪读者，作者本无实感，虽不发可也。”教学用书说“处处照应上段叙事”是不假的，在“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里，只是这位作者找不到一个确定性的“意”字而已。为什么王氏会“悔”？无“意”而“悔”？“志、力、物”在这一句里也是明白地显示着，又如何如这位作者所说的“何处有过照应”“叉开”“再又叉到”“步步节外生枝”，等等？而这位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另一番话，恰恰说明了她不懂，是这样说的：“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此“有意”非王安石之“意”也。
在议论王安石“余之所得”的时候，傅作者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这一句很莫名其妙，力能至险远、观奇伟，反倒可讥可悔邪？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也算‘理性概括’？”即使不要有关注释，这一句也是可解的，因为作者已经说过“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又怎么“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呢？况且注释也并没有错。又说：“下句‘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按：“而不能至者”五字正当改换在上句“至焉”之后方宜。不可省而省，可省不省，“精当”云乎哉），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是假定句──要是‘尽吾志’的话，则如何如何。这恰恰表明议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在反事实！这也正是‘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的真正法宝！”这句漏水的话，不评也罢。
再看看这位作者，于次尾处还是要大放宏论的：“至若篇末重提仆碑，手法与废游而叹古人观天地一样，此则借碑文而‘悲夫古书之不存’，似乎学问陡然博大了。其实古书纵然只字片纸尽存，又能怎样？许慎《说文解字》与经传汉唐古训虽在，然而不禁‘坡者，土之皮也’之类蔑弃古书古义的王氏《字说》与《三经新义》，有帝王撑腰，荆公不是照样可以将私臆胡说颁行天下，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读吗？古书无能而权势万能，才是古书真可悲处！然而权势不可能完全禁锢天下人之思考，故王安石又说对了：‘此学者不可以不深思慎取之也。’”看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知今天在这位作者那里，我们还是不是能够见到王氏当年根据“私臆胡说颁行天下”的《字说》与《三经新义》？而“坡者，土之皮也”之类的嘲讽王氏的话，又经过了一番什么样的考证呢？
结尾说：“王安石之才学自然有其卓异于人处，诗文也有佳作。”容我狡黠一句，不知在哪里，反正在这位作者所提供的资料里找不到。又说：“然而其才性偏固之失异常突出，作为一意孤行、师心自任之士，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文如其人，故文章有专横独断习气，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位作者要知道，王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权倾天下”，因而也没有“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呢，只不过是这位作者预先过分的敏感罢了。但是，这里的问题又来了，即使王氏后来真的如这位作者之所言“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那也是以后的事，但与此文则是无辜的，我们毕竟不能以后之行来应证先之言。又说：“令人惊讶的是，震于荆公仰仗皇帝全力维持的威名，与王氏新学为神宗后二百年赵宋昏君奸相一贯强制推行的权势，不独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而且至今仍旧只见虚辞滥美的所谓欣赏不断发表，而罕见对如此明显的文理不通之病作实事求是的批评，岂非怪欤？”仰仗皇帝的威名着多矣，而荆公独幸，不能不说是千古奇观了。看来，这位作者不独要打倒王氏和他的作品，还并要一脚踩翻所有的赞同王氏作品的人。
她进一步伸说道：“评论界分明有种不言而喻的思维定势：只要其人主张‘变法’‘维新’是法家，则其文章不必读，内容必正确无误，艺术自优秀非凡，所谓‘鉴赏’实无鉴别，只有妄赏，一门心思变着法儿挑好听的说就是！连‘深思慎取’这一为人治学的金玉良言，也可以变成不思滥取者的口头禅，实在可悲！”不知这样的论断是出自于何种综述？将王氏戴上“法家”的帽子，也只有在上个世纪那个特定的年代，有宋的议论也只是道其法术之是非，否则王氏死后配享太庙之举，也只能说明当时几代朝廷的头脑发昏了。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悲剧是在下面具体执行时从丢失民心开始的。至于后来撤出太庙与是否法家无丝毫关系，此是支话，暂且不多谈。又说：“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对一代青少年的素质影响至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可惜只知采取各种手段、耗尽师生全部时间精力在课文上，而不注意认真检验所选课文有无真正典范价值，却远未引起世人重视，更无措施让师生讨论教材本身的是非优劣，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缺憾与失误。”这样的言辞可能很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只可惜，这位作者论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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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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