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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兼论对《游褒禅山记》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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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先是算了一下比例，真要一寸一寸地量了，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但马上笔锋一转，说“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余余云者，这里不想再引述，只想说的是，以计算文字的多少来评文，以某某教条（比如“记游精彩”以满足猎奇？）来衡文，于文到底是隔了一层了。还是清代林云铭说得好：“凡记游，必叙山川之胜与夫闻见之奇，且得尽其所游之乐，此常调也。此但点出山洞名，随以不尽游为慨。若遇此便止，有何意味？精彩处全在古人观物有得上，发出一段大议论，即把上文所以不得尽游重叙一番，惟尽吾志以赴之，若果不能至，则与力可至而不至者异矣。譬之学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是有得处。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古文析义》卷十五）
其实这位作者心里也是明白得很──“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但她却在败露之际，又生一笔，似乎为我们揭示出王氏这位贤能的别样的用心，作另一种狡辩：“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这种曲意勾连的用笔，我以为颇有艰深刻薄之嫌疑了。今仅就其中的“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来破之。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贡举之法不当改，神宗即日召见。苏辙《墓志铭》里说：“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又，熙宁七年，神宗罢王安石相，等等，可知这位作者此说真是文人一气了。“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又说“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此处我想说的是，照例说“显赫声名”多为威权所至或一时蒙蔽，如在有宋当日，还可理解；但宋后文人学士，甚至对王氏的做法“持有异议者”却还拥戴此文，即使有严重偏向的《宋史》也不能没其为文，真不知这位作者所持的道理在什么地方了。
在阐述完所谓的两要点之后，这位作者说：“看过叙事，就可以按‘课文练习（一）’分析此文是否‘在记游的基础上说理，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按常理，火尚明、力尚足，入洞不到十之一，就莫名其妙地出洞罢游，这种事，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不允许王安石有思考的余地，强人太甚了吧？在用她自己发明的“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封住别人的喉舌之后，再进一步为我们揭示王氏的在他看来是卑鄙的“辩议术”的实质。在她分析出王氏的“墨障眼之术”后，说王是“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这已经是离奇了，还有更甚者，竟然说：“举目可知，怎会误信而随？作者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怎么会如幼儿尾随大人似的‘遂与之俱出’？即使悔随，再议论也不出韩文公‘行成于思，毁于随’，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记游基础上的说理’可发？”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将王氏换着这位作者，“五人拥火以入”，想来这位作者肯定要将王氏笔下的后洞走到底了。这点暂且埋下伏笔，我在后文还有论述。
我们再往下看，这位作者始终认为王氏只能“余亦悔”，而不能有他想。但王还是有他想的，并不能如这位作者的意了，那么，在她看来，这实在是“即以自己的错误与失败辩说成对方罪责”。我们看她的奇论：“作者撇开‘悔’字不去深思自咎，却突如其来（《教学用书》却胡说“自然转入”）地叹起古人来了：‘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时则从今溯古，地则由天及地，其事虽肤浅而所叹高大矣。下句却又放开古人，接以地夷近则游者众、险远则至者少一句，这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依据‘深人无浅语’的思维定势，则又似概括出普遍真理矣。再将‘险以远则至者少’的七字敷衍成二十三字：‘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增字不增义，又恍若思致奇丽矣。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总算靠同义反复而语意连贯，‘非有志不能至’的结论，也还顺理成章。”不懂得古文的行文思路，固不为怪，但说王氏的“于是余有叹焉”诸语是“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只能是愤激之辞了。而说王氏的推而广之之语是“增字不增义”，大概即使是西方的“三段式”怕也要在这位作者面前止步了。在前文里，这位作者还说道“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到这里，竟忘记了前面所说，故作惊状，说：“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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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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