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记游散文风格多样，门类众多。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是古典记游散文中具有哲理性的姊妹篇。两文形似游记散文，但都落脚于议论。它们不像一般游记，不重山川景物的描写，而重因事说理；也不同于一般议论文的写法，而是通过具体记游来阐发道理。两文都采用了叙议结合的写法，但在思想内容上又各异其趣，在行文构思上又各呈其妙。今天，我们重点学习苏轼的《石钟山记》。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两文都借题发挥，因事说理，都写出了观感和体会。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两文又同中各异。

王安石在回家探亲途中游山探洞，却因轻信随从，中途而返，是一次未能“极乎游之乐”的半途而废的游览，未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也许会索然寡味，断难下笔成文。而王安石却独辟蹊径，翻新出奇，从未能尽兴的游览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悟出发人深省的道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由仆碑“花”“华”音谬，悟出了“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道理，这两点观感都是人生的哲理，真可谓出奇制胜。由此可见，王安石是乘兴而来，有叹而归。作者不是先有意考察，而是游而有感。文章重感想，有立论文的某些特点。

    关于石钟山的命名，无论是北魏郦道元的“水搏论”，还是唐代李渤的“扣石论”，苏轼都持怀疑的态度，并提出了怀疑的依据。而且带着疑问，在送子赴任途经石钟山时，亲临绝壁实地考察，他不拘成说，不畏险阻，泛舟绝壁之下，亲眼目睹了石钟山阴森恐怖、惊心动魄的夜景，亲耳聆听了江水冲击石洞岩缝而发出的像钟一样的响声，从而弄清了石钟山命名的原因，心中的疑团涣然冰释。于是欣然命笔，用一个反问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来阐发强调实践，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臆断这一见解，给读者以丰富的教益和哲理的启迪，可谓水到渠成。由此看来，苏轼是有疑而来，释疑而返。苏轼心中先有辩论的对象，是有意于考据。文章重考辩，有驳论文的某些特色。

    其次，在行文构思上，两文都叙议结合，前后照应。作为说理性游记，议论在两文中都占有较大比重。记游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则是记游的深化，两文都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而在结合上又各有独到之处。

    由于《游褒禅山记》重感想，有立论文的特色，因而它取典型的游记体结构，作者谋篇布局按“记游——述感(说理)——交代(补充)”的顺序自然展开，脉络清楚，层次井然。记游笔墨虽然简略，但游踪交代一清二楚，记山，记院，记碑，记洞，沿途见闻言约而事丰，体现了游记文的一般特征。但记游毕竟不是重心所在，只不过为说理提供依据，所以作者处处为下文展开议论畜势。正因为褒禅山最为奇妙之处未能一睹为快，作者悔之不已，感慨述之，从而悟出了“志”“力”“物”三者的辩证关系，阐明了“非有志者不能至”和“尽志无悔”的道理；正因为游览中发现了“有碑仆道”，“花”“华”音谬，于是发出了“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的感慨，未尽的游兴在议论中得到了宣泄，强烈的感受在议论中尽情吐露。

   相比之下，《石钟山记》因重考辩，其结构形式颇具驳论文的某些特点。作者以考察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为中心，按“质疑——释疑——评疑”的顺序展开全文。先议论，再记叙，最后以议论抒发感受(即：议——叙——议)。先摆出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解释作为靶子，并根据常理质疑，夹叙夹议，以议为主；然后记叙亲历石钟山的经过，描写夜游所见到的阴森恐怖的情景，得出得名“石钟山”的结论，用事实证明、补充了郦元之说，推翻了李渤之论；最后归结正反材料，提出中心论点，交代写作意图，抒发“叹”和“笑”。    文章开头叙述郦元的说法，并表示怀疑，并以钟磬实验为根据，这为第2段月夜泛舟和第3段叹郦元之简埋下伏笔；接着介绍李渤的说法，又表示怀疑，并提出怀疑的根据，这就为中间寺僧敲石和结尾笑李渤之陋埋下伏笔。这两疑边叙边议，前后呼应，结构十分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