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菊花的出现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看似只是一种自然的故人之间约定,好似和咏菊无关,可如果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孟浩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中那含而不露的咏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触怒玄宗,以至终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负难酬,于是他便将兴致彻底转向山水之间,后虽入了张九龄的幕府,或许因为此非其志所在,时日不长就又飘然而去了。纵观孟的一生经历,虽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终彻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

　　由此可见,菊花是《过故人庄》这首诗的灵魂。和梅、兰、竹一样,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特殊象征意味。因为它有百花凋谢时傲然独放,花期过后败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国诗人赋予了临霜绽放、清操独标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品性,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显得更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自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断地被中国文人热情地歌颂着,例如,李世民(“阶兰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王安石(“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文天祥(“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朱元璋(“忽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曹雪芹(“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对菊花寄予了各个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执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为美好、丰富,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使菊花具有了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

　　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田园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哭夕短,已复至天旭” (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南山寄张五》)的欢娱。对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隽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泼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与健康。”正是这种差异性,造就了陶、孟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个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质量上的差别。陶渊明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故有《咏贫士七首》之叹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则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听到牢骚和愤懑,但绝无饥寒之哀和“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咏贫士七首·其四》)的凄惨。总之,虽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彻底地走上隐逸之路,二者诗的风格在许多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菊花的爱是不一样的:前者爱得深沉,后者爱得从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维护,后者则是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过故人庄》中,不加雕饰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显得异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了。其隐逸思想也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一种神形兼备,内外统一的物我(菊我)两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说唐诗》中评价的那样:“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

　　参考文献:

　　[1]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韦凤娟. 悠然见南山 [M] . 济南: 济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