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以下简称《十思疏》)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的一篇奏议。魏征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他同那些尸位素餐、苟合取容的封建官吏不同，有意见敢当面提，当面顶，不口是心非，不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后世一些诤臣，如被称为青天的包拯都以他为楷模。他不仅敢谏，而且善谏。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魏征去世，十七八年间共上重要奏议二百多次，达数十万言。他很注意进谏的方法和实效。他的意见大都为唐太宗采纳，使唐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误。唐初社会能出现号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谏臣的魏征是有功的。

魏征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从小丧父，家境清寒，但非常好学，即使避难出家当了道士，也仍然潜心读书。他十分关心政治，反对隋朝暴政，同情人民疾苦，后来毅然加入了农民起义军。投唐后先事太子建成，玄武门之变后，才成为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生活道路使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力量，因此“民本”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他非常重视历史教训，认为隋文帝统一天下后，经过精心治理，不到二十年而臻于富强，可谓善始，但隋炀帝却不能善终，“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骄奢纵欲，徭役无已，邪恶的人受宠，忠正之士丧身，结果“民不堪命，率土分崩”(《贞观政要》卷一)。因此他提出把布德施惠、礼仁诚信作为治国大纲，主张轻徭薄赋，明法慎刑。为了保证这些政治主张得以实施，他还强调广开言路，慎选人才。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

《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是魏征奏议中十分重要的一篇，也是魏征给唐太宗开的一剂很及时的良药。

唐太宗曾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能够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甚至被誉为“从谏如流”。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加以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巩固，国威远扬，于是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唐太宗渐渐骄奢，渐渐忘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渐渐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就从魏征进呈《十思疏》的贞观十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唐太宗进谏，太宗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再不像过去那样爽快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尽管“百姓颇有怨嗟之言”，可是这声音被朝野上下歌功颂德的欢呼声淹没了。然而，魏征却在这一年从三月到七月，五个月中连给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的一篇。

在《十思疏》中，魏征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眼力抓住了唐太宗“忘本”(即忘记“以民为本”)、“忘危”(即忘记隋亡的教训)的根本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十思”，以“思”治“忘”，实在是一剂良药。奏议用一“思”字贯穿始终，阐明了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道理。

第一段提出全文要阐明的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作者)用了两个比喻，先从正面说明木必固根，流必浚源，引出治国必积德；再从反面说明源不可不深，根不可不固，德不可不厚，这是一般人都能明白的道理，“而况于明哲乎”。接着指出作为人君如果连一般人都不如，竟不考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么想长治久安，就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这两层意思成为鲜明的正反对照。

第二段指出人君有始无终，天下易取难守的原因，从反面论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先指出过去几乎所有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的历史现象。然后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没有取得天下时，忧患深重，所以能团结臣民，竭诚待下；一旦得了天下，当了人君，便难免踌躇满志，纵情傲物。“傲物”的进一步发展，就难免滥用刑威来对付百姓。而这只能使百姓存着幸免的心理，却不会感恩怀德；表面恭敬，而心里不服。最后指出历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终的最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须知这股力量就像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换言之，人民积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最终将推翻暴君的统治。这一段从现象说到本质，逐层剖析，清楚有力。虽然全段未见一个“思”字，但是从反面强调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第三段从正面回答如何居安思危。本段是全文的重点，“十思”则是全文的主要内容。

“十思”，即十条建议，可以概括为“五戒”：“见可欲”、“将有作”两条戒奢侈；“念高危”、“惧满溢”两条戒骄傲；“乐盘游”、“忧懈怠”两条戒纵欲；“虑壅蔽”、“惧谗邪”两条戒轻人言；“恩所加”、“罚所及”两条戒赏罚不公。这“十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十忘”提出的，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述太宗在“居安”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魏征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意是很深刻的。原来从贞观中期起，太宗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

《十思疏》之所以成为封建时代的君臣宝鉴，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主要不在“十思”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揭示了守成时期防微杜渐的必要性。《贞观政要》卷八载：有一次太宗问侍臣：“守天下是难是容易?”魏征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谏言就可以了，怎么说难呢?”魏征说：“看一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处在忧患的时候，便能任贤纳谏；一到处于安乐时，必定懈怠了，并且使进言议事的臣子感到畏惧。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最后国家便灭亡了。圣人之所以能居安思危，就是这个缘故。处于安乐而又要忧惧危亡，岂不困难?”这段话也就是《十思疏》的基本观点。魏征始终坚持用这个观点说服太宗，就在写《十思疏》后一年(贞观十二年)，有一次太宗又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哪样难?”房玄龄回答是“创业难”，魏征却说：“从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在艰难时得到天下，处安逸后便失去天下，还是守成难啊!”太宗终于同意了魏征的意见，说：“玄龄和我一同打天下，百死一生，所以知道创业难。魏征辅佐我安天下，常常怕我富贵了就骄奢，疏忽了就生祸患，所以知道守成难。然而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守成的艰难正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十思疏》的主要思想就是提出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必要性。“贞观之治”的后期之所以没有多大反复，就是因为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魏征的这一劝谏。我们今天之所以取为借鉴，其原因也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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