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四、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不同点中的三点,然而二人同为汉朝臣子,活动时间相距也不过是150年左右,但观点竟有如此出入,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个中缘由。
先从写作目的看,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此时的大汉皇朝正一步步走向全盛,而社会思想业正一步步从黄老学说转向儒家,刚好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而司马迁虽然受学于名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纯儒学者,或许是受其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谈曾写《论六家要指》,其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①因此,《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写《史记》有着有着深远的影响,固其史学观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此外,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遭受“李陵之祸”,以“刑余”之身发愤而写成《史记》。“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当权者尤其是“今上”汉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二是对自我认识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②对于第一点的影响,见于《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这里看,更是其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的主要原因。而其受刑后,变得沉默寡言,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同时从自身出发,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有了不同的看法,从《史记》中可见一斑。
再说班固,他生活在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而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以通儒上才”③,这使班固从小就浸淫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下。因此,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家思想对班固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谓不浅。这包括儒家“重农抑商”和“天人感应”等学说,这些都在《汉书》中有所表现。这是班固史学观与司马迁史学观不同的一个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使得班固史学思想的偏离,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观。
班固自小聪慧,《后汉书?班彪列传》有记:“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显然,班固的资质,优势在于读书为文做学问,且生当东汉汉光、明、章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正可以平静的心态,从事学术文化的创造。然而,班固更感兴趣的却是参与政治,梦寐以求的是官场的权势、利禄和荣光,因而不断地结交权贵就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活动。④正因为此,其对权贵极尽阿谀,这也使其在《汉书》中对西汉皇朝及其帝后的赞颂也近于阿谀,而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则批评诽谤,这些都展示出了《汉书》的局限。
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仍然使后世产生一种“泰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请。而《史记》和《汉书》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双璧辉映,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正因为其影响之巨,才会有学术界一直讨论不休的“班马异同”,然而虽然我们在讨论两者异同,但是并不是在判定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而是要更好地继承、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价值。如《史》《汉》,毕竟同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着其局限性,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承认的,然而其在史学史上的成就却是始终不可磨灭的。此外,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不能片面地批判古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应当立足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去认识古人。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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