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岳家军幕僚与朝廷文人集团的矛盾。岳飞在南宋请将中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沉有谋,非常注重收罗人才,发挥幕僚的作用。岳家军中“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才士皆荟幕府,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所违忤”。( 43 )宋朝统治者最害怕武将和文人交往,因此对将帅及其幕僚处处防范,甚至由朝廷派遣幕僚监视将帅。岳飞“在兵间,独以垂意文艺称,字尚苏体,室有邺架,故奸臣特忌之,不与他将比”。彻这些,都增加了朝廷的猜忌。绍兴七年( 1137 )岳飞复军后,到建康朝见高宗,面奏立储事宜,引起整个文臣集团的恐慌。高宗当面训斥岳飞:“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 45 )据宋人薛季宣记载,当时高宗怀疑岳飞此举是受幕僚教唆,薛季宣伯父薛弼为岳飞参议官,与岳飞一同入奏,当岳飞声音颤抖地读建储奏疏时,& amp; ldquo;上示伯父色动”。( 46 )宰相赵鼎认为“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 47 )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岳家军幕僚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绍兴九年( 1139 )金朝以河南三京之地还宋,岳飞因和议成授开府仪同三司,上表谢恩,因言和议不可恃。幕僚张节夫撰《谢讲和赦表》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名为庆贺和议达成,实为请战的宣言。结果引起文人集团的不满,宰相& amp; ldquo;秦桧读之切齿。”( 48 )绍兴十一年( 1141 )岳飞罢枢密副使,幕僚沈作哲为岳飞作谢表,有“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之语,又犯文臣之忌,“会之读不乐”。( 49 )
南宋统治集团打击岳家军是先从幕僚开始的。早在绍兴十一年( 1141 )岳飞罢宣抚使之前,朝廷即出参谋官朱芾知镇江府,参议官李若虚知宣州,原因就是“二人皆飞幕客也,自军中随飞赴行在,上将罢飞兵柄,故先出之”。( 50 )宋廷认为幕僚出谋画策,更加危险,因此釜底抽薪,对他们处置最重。岳飞罢兵权后,朝中文臣又诬陷岳家军干办公事孙革、于鹏为岳飞通书张宪,谋还岳飞兵权。宋廷将孙革、于鹏、王处仁,蒋世雄等 6 人治罪编管,其余幕僚受岳案牵连被罪者有高颖、王良存、王敏求、朱芾、李若虚、党尚友、张节夫等 15 人,株连既广,处罚亦重,岳家军幕僚几乎无一幸免。
三、简短的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人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集团,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尽管在对金朝“和战”问题上纷争不已,相互倾轧排挤,但在限制武将事权和右文抑武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处处防止武人势力膨胀,只要有适当时机,便想方设法削弱武将事权,把他们纳入文人控制之下。这一政策从宋高宗、张浚、赵鼎、王庶到秦桧,一脉相承。文人集团和武将专权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上层权力斗争之中。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宋廷为控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与金朝议和息兵,和议成,抗金形势随即缓和,武人与文人集团的矛盾即上升,岳飞建立的岳家军实力最强,立即成为心腹之患,加之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的牺牲品。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迎还钦宗与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为反对议和与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文人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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