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他(（指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被药家鑫用刀捅死的女工张妙）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说这话的，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据《南方日报》昨日报道，4月1日下午2时28分许，网友“billkds”在其微博上贴出李颖在网上留言的截图。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留言指责，称其“心理问题极大”。记者昨日根据微博截图，查询到了该名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李颖。在其主页上记者发现，李颖的个人签名已改为“其实不是逃避，我一直都在道歉，给每一个骂我的人，我也知道自己确实过分，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原谅我，我真的错了！”
教育学专家王建军认为，现在许多大学都只强调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教育学专家张敏强感叹“太糟糕了，太可怕了”。确实，一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说出明显是反生命、反人性、反道德的话语来，教育的失败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李颖为什么会说出她自己也承认“确实过分”的话来？李颖应该不会故意挑战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很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同学药家鑫打抱不平。即使是极端的、反道德的言论，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时，总是有特定的语境的，总是跟个人身份、与当事人的关系、具体的环境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反思这类事件中教育的失败，如果仅仅是局限于抽象的理念，而不去寻找某种理念的孕育、成形直至表达的机制与路径，对教育的改革、改变，很可能无从着手。
在受害者和公众眼里，药家鑫是“凶手”，但是，对李颖（或许还有李颖的一些同学）来说，药家鑫是“同学”；其“凶手”身份，对李颖们来说比较淡漠和遥远；与之类似，被害者张妙，对李颖们来说，是比“同学关系”距离更远的一个“他者”。身份的异同，感情的亲疏，是不是影响道德判断的因素之一？
3月23日，药家鑫案在西安中院开庭审理，现场有500名旁听人，其中400人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药家鑫的同学。据报道，在庭审现场，旁听人都收到了一份“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就两个问题征求旁听人意见：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
据称，“西安中院通过听取旁听公民对案件审理程序、量刑的意见，可以使合议庭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参考调查问卷结果，确保最终的判决更加公平公正。”但是，药家鑫的同学有近400人参加旁听，剩下的旁听名额，全部给了受害人张妙的亲友，也只有100人左右。如果要讲公平，双方旁听人数的基本相当，是最基本的前提。当然，不是说西安音乐学院的近400名同学会无一例外地支持药家鑫，但法庭应该预防这种结果。
在庭审中，为药家鑫行凶致死开脱的呼声很高。撞了人后怕“农村人很难缠”理智地、目的明确的行凶，被说成是“激情杀人”，这些因素，很难不影响旁听者的立场。我们无从知道李颖是否参加了旁听，但是，哪怕没有参加旁听，以特殊时机校园里的特殊气氛，并不影响她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庭审现场的信息，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表达。
好在，对药家鑫一案以及相关道德、法律问题，各种不同的观点、立场，都有表达的机会，有讨论的空间。真实与公开，是最好的解毒剂。道德观念的差异、立场的不同并不可怕，只要确保表达的真实，确保表达机会的公平，公众就能在讨论、争议中廓清认识。我们不赞同李颖的观点，但李颖和我们一样有表达权；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对立者给了我们表达的机会。
李颖错了，因为她用自己特殊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事件，听到了错的观点后，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的。错误和正确，只有充分得到了表达，公平公正地得到了听取，才能得出真理。李颖可以错，法律错不得。
